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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王应贵经济学博士，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沈子杰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
本文选自《新金融》1月刊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脆弱性及创新模式探讨
内容提要：我国商业银行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传统的盈利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A股28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报表看，非利息收入占比不高，利息收入依然是主要利润来源。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变，银行监管趋于严格，金融科技公司蓬勃兴起并对银行业构成了全方位冲击，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管控好信用风险是银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而提高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和投资理财能力是重中之重，提升全行的自动化水平是未来竞争致胜的基础。
引 言
在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具有五大功能。其一，银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和支付服务。其二，银行提供资产转换服务。银行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把资金投向更有效率的领域，解决了投资与储蓄时间不匹配的问题。其三，银行通过资金的聚集和分散使用实现了规模经济。其四，作为代理人，银行代表投资者收集贷款企业的经济信息，监督企业的正常运行。其五，银行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此，商业银行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当下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现象对现有盈利模式构成了持续冲击，银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迫于竞争压力，银行业虽早已着手调整以传统信贷为主的粗放型经营模式，重视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但效果却不及预期。
2017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在营收中的比重为25.18%，与国外同行的差距依然很大。在长期超低利率的市场大环境下，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仅2018年上半年有所回升。作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2013年的21.92%跌至2017年的14.35%。现在，金融科技方兴未艾，各大互联网巨头公司凭借金融科技优势逐步侵入银行的核心业务，蚕食着银行的价值链，使得银行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剧增，银行盈利模式的脆弱性更加凸显出来。本文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现行盈利模式分析其脆弱性，探讨在金融科技大潮下的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最后就我国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一些决策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与绩效增长
传统信贷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其它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占比较小，利差收入就成为其长期盈利模式。在该模式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模式就是全行揽储。尽管我国银行监管部门一直鼓励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银行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与期望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
（一）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型商业银行中，2017年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对利息收入的依赖度分别为65%、70.02%、71.87%、72.78%、82.29%。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较为多元化，对利息的依赖程度普遍低于大型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和华夏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分别为59.98%、63.18%、63.4%、63.59%、65.6%、66.36%、69.95%、71.29%。城市商业银行对利息收入的依赖度呈两极化，上海银行的占比仅为57.73%，属行业佼佼者；成都银行、北京银行和郑州银行的占比分别为77.3%、78.21%、79.55%；其余银行的占比超过80%，其中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江阴银行、常熟银行、宁波银行、贵阳银行、张家港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分别为80.88%、82.18%、83.77%、86.53%、86.90%、87.02%、88.03%；长沙银行、吴江银行和无锡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分别为91.67%、92.63%、94.18%。从发展趋势看，并考虑到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制度（虽然有所松动），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调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详见表1）。同期，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别提高了3.06、10.74和7.28个百分点。大型商业银行在资金规模、网点数量、营销渠道、债券和货币交易市场、投行业务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股份制商业银行正迎头赶上，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经超越前者；城市商业银行的综合实力参差不齐，虽缩小了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差距，但赶超之路还很遥远。
然而，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含金量有待进一步提高。2013年至2017年期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主要为卡业务、个人理财、私人银行和结算与清算，以及各大银行传统的特色业务，如工商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农业银行的结算与清算业务、建设银行的顾问与咨询。跟国外同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质量不高。2017年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为495亿美元，而中国工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为1587亿人民币（235亿美元，按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价6.7599折算），不及美国同行的一半。同年，摩根大通银行的最大非利息收入项为资产管理佣金，达到153.77亿美元，而自营交易收入以113.47亿美元紧随其后。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行收入为72.48亿美元，工行仅为34.3亿美元；其银行卡业务收入为44.33亿美元，工行为57.23亿美元（这是工行最大的非利息收入项，也是工行收入唯一超过摩根大通银行的业务）。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财富管理、投行业务、跨国经营、产品与服务创新等能力有所欠缺，成为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业绩面临压力
资产收益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是考核银行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过去五年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ROA）均有所下降，其中，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的下滑趋势尤为明显。大型商业银行中，唯有中国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在上升，其它银行均有所回落；股份制商业银行几乎整体呈下滑状态，只有招商银行2017年的收益率略好于2015年。与收入结构所反映的信息一样，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波动较大，平均收益率显著低于大型商业银行，也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收益率较差的城商行有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江阴银行和张家港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下降归因
1、我国经济已进入转型期，供给侧改革正逐步深入落实，去杠杆化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有些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信用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因此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2、我国商业银行仍然以信贷业务为主业，信贷资产质量整体下滑，不良贷款的计提和呆账准备导致银行利润下降。
3、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在营收中的占比较大，非利息收入占比较小，难以缓冲利息收入下降所产生的压力。
4、银行的资金成本开始缓慢上升。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经营成本就是利息成本，其成本上升必然导致总体成本上浮。
二、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脆弱性分析——内部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单一，利息收入是其主要利润来源，所以一旦监管趋严，我国商业银行总会通过其他渠道（委托贷款、信托基金、理财产品等）变相扩大信贷规模，进而滋生了各种乱象，使银行承受极大的信用风险。据穆迪投资服务估计，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理财产品占40%、委托贷款21%、P2P及租赁等14%、信托贷款13%、银行承兑7%、金融公司5%。宏观经济形势改变、行业的内外部竞争新格局、金融业对外开放需要、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兴起等因素迫使我国商业银行主动出击，迅速占领战略制高点，否则就会被新一轮变革浪潮所抛弃。
（一）宏观经济环境改变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我国商业银行的对外贷款在其总资金运用中的占比不超过2%，国际化程度较低，主要经营风险来自国内经济环境、监管环境、经营环境的变化。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中央“十三五”规划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推动经济去杠杆，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等举措，商业银行正在接受新形势下的严峻考验。对于产能过剩、库存偏高的企业，银行必将抽贷，并减少对一些粗放型重资产、营业绩效不佳的“僵尸企业”的资金投入，其后果必然是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收益率下降。同时，银行必须开发新的客户资源，其信息获取成本较高，尤其是银行未必了解新兴行业的发展周期，也未必知道如何评估其风险水平，缴学费在所难免。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充分说明了转型期的经营风险。2015年，我国A股28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余额双双增加，其中，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39%，不仅超出了28家上市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1.51%，而且触及了《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红线。从不良贷款余额看，2013年至2015年间余额增加了两倍，2015年达到最大值，而随后两年增速有所放缓。2017年我国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下降，但仍处于警戒水平以上。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上升。因此，在没有非利息收入对冲下，不良贷款上升，势必蚕食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导致全行业效益下降。
（二）监管环境改变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监管环境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将产生持续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国家央行加强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旨在增强商业银行资本实力的巴塞尔协议III相关条款正逐条落实，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正分阶段提高，冻结了部分可支配资金，导致银行营运成本上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始终保持银行业对内对外的开放态势，降低行业的入市门槛，使得境内外新竞争者有机会进入银行业，对现有银行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2010年，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金融系统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为41.6%、23.2%、7%、2.5%、1.5%（详见表2）。2016年，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分别为25.5%、12.8%、8.3%、6%、0.9%。不难看出，大型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下降较快，股份制银行次之，而城商行和农村银行的占比有所提高，但是行业局部的变化扭转不了整体的回落：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七年里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另外，开放银行（openbanking）将对我国银行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2018年初，欧盟和英国立法通过了开放银行法，强迫银行在客户的许可下与第三方机构分享客户某些数据，以便第三方绕开传统的信用和借记卡渠道完成跨行转账。第三方机构介入银行和客户之间，银行生态系统由目前的封闭状态进入了共享生态，打破了银行对客户资料和基本关系的垄断。欧盟的支付服务指令 （PaymentServicesDirective,PSD2）允许第三方向客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和产品组合；英国指定了全国九家银行采用“开放式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行业标准”（OpenAPI），以方便数据的传输与处理并降低客户转换成本。开放银行必须按照英国开放银行业执行局（OBIE）制定的标准和规范使用“读/写”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为安全获取数据和共享资源，参与银行必须开发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终端，以便金融科技公司在此基础上进行应用开发。开放银行规则旨在为支付机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创新力和竞争力。虽然我国目前没有这样的立法，但笔者认为类似立法只是时间问题，开放银行将会对我国商业银行构成最为严峻的挑战。
（三）银行业内部竞争日益加剧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更多地依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获取资金，而资金利率随行就市，这势必增加其资金成本。在旧的盈利模式下，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实质就是资金争夺。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客户存款相对稳定，资金相对充裕，但对其他类银行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必须从其它渠道获取资金（见表3）。按成本计，存款利率成本最低，同业拆借利率次之，债券利率最高。例如，2017年工商银行平均存款利率为1.34%，平均拆借利率为2.66%，债券利率为3.16%。
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我国各类商业银行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占比下降幅度最小，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度最低；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占比的平均下跌幅度超过10%，因此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度较高；城市商业银行情况也大致如此。
2017年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结构存款和大额存单在其总存款中的占比分别为1.4%、1.3%、2%、5.5%、10.2%，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占比分别为5%、8.8%、11.7%、16.6%。为了获取资金，我国商业银行还更多地依赖债券市场，其结果必然是银行的资金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债券发行量呈井喷式增长，年发行规模分别为1117亿、834亿、2009亿、3657亿、8641.23亿人民币。可以预见，随着资金需求增大，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债规模还会增加，资金成本也相应上升。
三、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脆弱性分析——外部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在社会融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社会融资规模中约有15%来自债券和股票融资市场，85%则来自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我国上市银行的盈利超过其它上市企业利润之和，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银行业仍然是最盈利的行业，这引起了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和国外同行的极大兴趣，期望借由各种渠道侵入银行业的核心业务，因此来自行业外部的竞争对手绝不可小觑。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最近几年，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业迅猛发展，挤占了银行业的市场份额。本文沿用国际货币基金的分类法，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指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养老基金和公共基金；资产管理业指客户理财基金、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理财产品和私募基金。在我国，资产管理业的大部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小企业，小部分以债券融资形式流向了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础设施项目、地方国企和私人企业，成为银行之外的重要资金来源，所以被称为影子银行。从最近几年的数据看，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占比变化较小，仅有公共基金的份额略有提升。资产管理业的市场份额由2010年的2.7%跃升至2016年的24.9%，客户理财基金、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理财产品和私募基金获得了全面发展。资产管理业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详见表4）。如果银行不努力提高资产的回报率、合理地回馈客户，在资金争夺战中定会失去一些竞争优势。
（二）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更多国外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会进入中国市场，必将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我国已宣布允许外国企业投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和消费金融；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期货、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提高至51%；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金融服务能力相对较弱，资产管理更是我国银行的弱项，国外银行（特别是位于金融中心的大型银行）长期开展财富管理、投资管理、资产托管、投资银行等业务，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实力，在新的开放政策下它们势必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也会对我国银行业的价值链发起有力的冲击。
（三）来自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
最近几年兴起的金融科技来势迅猛，给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许多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从事数据、软件、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设备、零售电子商务、支付和通讯业务，也直接或间接涉足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投资成为热门现象，主要投资流向了支付业务、信贷业务（中小企业）、保险业务、理财业务、金融监管等业务领域，其宗旨就是改善客户体验、降低营业成本、提高员工产出效率。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同时也是金融服务公司，通过网络平台为社会提供许多的创新型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已经从支付、借贷、保险、理财等业务出发，逐步消除客户痛点、改善客户体验，侵蚀着银行的价值链，其冲击力度和速度史无前例。支付业务收入是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约占总收入的8%，但当下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已成为主流支付手段，其交易量（笔数）已超过银行业。我国P2P平台公司正面临着更严格的监管，许多平台被勒令关门停业，但这都是为了明天的更好发展做准备，未来的爆发力会更加猛烈。这些创新型金融公司也是股票市场的宠儿，其市值轻易超过一些中小型上市银行。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创新型金融公司包括宜人贷、信而富、和信贷、简普科技、钜派、乐信、拍拍贷、趣店和银科，其潜力非常大。
四、我国商业银行创新商业模式探讨
金融科技发展正颠覆银行业的传统经营模式，基于产品线设计的现有信息系统必须转换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新系统。在数据增长大爆炸时代，银行拥有大量的金融数据，但缺乏充分利用数据的技术设备与能力。我国银行现有核心业务系统包括了借记卡、人民币零售业务、对公业务和外币业务，其最大缺点就是技术堆砌、数据存取难、运行成本高、兼容性差、升级换代昂贵，导致银行新产品上线周期长，成本收益率改进较为缓慢，因此全面打通业务管理数据（联通性）应是人工智能必须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云技术和更加现代化架构实质就是资源共享，第三方提供设备和软件方面的专业服务，而银行专注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用分心于系统的维护与升级，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成本支出。
云计算通过英特网随时随地提供计算资源，包括应用和数据中心，拥有以下优势：弹性服务，在无人工干预下可轻松快速地扩展或缩放资源以满足客户的动态需求；计时服务，按用量付费；自助式服务，采取自助式服务以便客户随时获取所需的信息技术资源。云技术以高效、灵活和快速的技术特点打破了现有系统的封闭性，注重数据质量、标准格式、获取的快捷性和使用的便利性，有利于将数据转换为对客户金融需求的全面了解。在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基础上（新的算法、计算工具、通过设备和传感器与物联网相连产生大量的数据），大数据分析可以采集海量数据，借助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仿人类大脑思维，通过抽象、归纳、演绎取得有商业价值的知识，并用神经网络方法学习数据，提高机器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于机器人（日常业务的自动化）、分析（大数据挖掘）、人机对话机器人（chat bots）和认知机器人（对新规则和新信息的反应和适应）。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银行的销售和服务渠道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银行也专注于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但人工智能却要求银行向工业化模式发展：资源最优化、价值链分解化、前后台服务协同化、产品服务特色化与标准化、企业文化革命化。在人工智能大潮下，我国银行的商业模式必将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目前可供选择的商业模式包括：业内模式、应用软件市场（APP）、经纪商、集成商、平台模式。业内模式指银行的商业模式依然是资产高度密集型，但利润率较低，因为银行只生产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API只用作自己产品的营销渠道。在APP模式下，银行通过API与第三方开发商共享数据、共享利润，形成双赢局面。在经纪商模式下，银行专注销售渠道建设，与第三方合作，或成为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三方，把自己的产品和别人的产品整合起来，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在集成商模式下，银行成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经销商，将数家API集合成一个API，赚取服务和交易费。在平台模式下，银行向其它机构开放API，允许其它公司开发、合作开发以及向自己的客户提供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品销售额、改善销售渠道、打造金融生态、促进金融创新。
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也支持本文的结论，银行的核心业务收入占比较高，但税后利润不及收费业务。银行核心业务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4.4%，远低于收费业务的20%（见表5）。银行的核心业务为资产负债表业务，即银行通过持有已售出的但仍留在财务报表中的贷款和其它资产来获得收入，属于资产密集型业务，肯定不是金融科技公司和其它竞争对手感兴趣的业务。相反，银行通过业务办理（启动）和促销（与客户面对面的业务）获取的利润最为丰厚，是金融科技公司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兴趣所在，也是金融脱媒现象最严重的业务范围。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经营模式应该将优质资源向收费业务（非利息收入业务）倾斜，在应用软件市场（APP）、经纪商、集成商、平台模式等模式中选择适合本行行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挑战、拥抱变化，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壮大自己。
五、我国商业银行补短板、强弱项的对策
我国商业银行主动调整经营策略应是不二的选择。与国外同行一样，我国银行一直在裁减人员。据相关数据统计， 2018年上半年五大国有银行合计减员34716人，其中，农行裁员最多，共计10267人；工行次之，共计9879人；建行、中行、交行分别裁减6457人、5478人、2635人。裁员增效只是权宜之计，彻底改变盈利模型、增加非利息收入、提高银行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才是长期竞争战略。
（一）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
固本强基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最好的立足点。目前，利息收入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是发展非利息收入的基本前提条件。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较为集中地流向了房地产业，行业风险高度集中，其本身就孕育着极大的信用风险。目前，国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经济处于转型关键期，股票质押频频“踩雷”，债券市场（特别是银行间债券市场）违约增多，银行的当务之急是理清各种显性的或隐性（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理财产品等形式）的贷款资金流向，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信贷流向，管控好信用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银行经营乱象成因复杂，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体制因素，既有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个别银行的自身问题，在解决行业乱象问题时，银行应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在给存量业务一定消化期的同时必须严格规范新增业务。
（二）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提升银行的理财水平
我国银行的投资管理和理财能力不强，资产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崛起与成长。如前述，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相比，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差距还很大，除了卡业务外，其它业务量均低于美国同行。理财业务是银行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是利润率最高的业务，为各类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金融科技公司最喜爱的突破口，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为此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分步骤加强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如2018年12月8日推出的沪伦通），我国商业银行可选择的金融市场和资产大类会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客户多种金融需求提升自己的资产配置能力。
（三）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
金融科技正改变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各大互联网巨头公司凭借自己的先进科技金融优势正蚕食银行业的价值链，为全球银行业带来空前的机遇和挑战。银行不做出改变，就会被金融科技改变。换而言之，“瘦身”转型、数字化和智能化是银行业的必然选择。首先，银行应大幅度裁减机械性、重复性工作岗位，用自动化设备（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工，将员工由低效率、低附加值的低端服务岗位转移至高效率、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岗位，从而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其次，创新是银行的生命力，没有创新产品与服务的银行就留不住客户，也终将被客户所抛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缩短新产品的研发与上线？这是我国银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前，许多银行推出了结构性存款以争夺客户资金，产品年增长速度高达50%以上，但有些产品设计的创新成分少，其严谨性值得商榷。例如，蓝海银行推出与黄金价格挂钩的结构性存款，其期限为91天，承诺利息率为5.28%，条件是:只要在到期日前黄金价格运行在每盎司300至2200美元之间。笔者怀疑该产品设计的严肃性，黄金价格于2002年2月10日那一周达到每盎司300美元，2011年9月4日那一周创下历史高点每盎司1911.60美元。可见，如此的产品设计纯粹是噱头。最后，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确定自己的金融科技发展道路，是内部开发、科技外包还是合作开发？金融科技肯定不是银行的强项，自主开发也未必可行，但完全外包对银行未来的金融科技开发肯定是件坏事，因此最好的方案还是合作开发。
（四）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就目前国际化经营现状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存在感不强。我国四大行的资产规模虽位居全球十大银行排行榜的前四位，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银行，其国际业务还是相当薄弱的。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资产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和亚太其他地区，在欧洲和美洲的占比较低。换言之，我国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布局较为缓慢，在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必须立足于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并向其它区域金融中心拓展。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正在谋划的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为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契机。我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越来越多，个人海外消费逐年增加，我国商业银行应紧随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脚步在海外增设金融服务，以扩大银行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海外收入的占比、实现地域多元化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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