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第二，崇尚实践，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相关概念的界定
价值链定义。价值链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1985年）提出的。他指出，每家公司均是在设计、生产、营销、传递与辅助相关产品时开展的一系列项目的集合体，这些全部活动均能够通过单项价值链加以说明。公司价值的创造须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所构建，上述活动主要包括基本性的活动与辅的活动两种，其中前者主要有生产作业、内部后勤、外界后勤、市场、营销以及服务项目等，而后者则主要涵盖有购置、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公司基础设备等。上述各异却相互存在着关系的生产销售活动，即构建起创造价值的实时流程，也就是价值链。制造和销售分离的定义。本文中所指的制造和销售的分离并不是针对公司销售产品的范畴展开的区分，而主要基于国际视角来区分集团公司下各个分企业的职能与功能加以分离，也就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职能区分构建单独核算的职能企业。具体而言，生产公司专门负责的是生产与制造产品，营销企业专门负责的是产品的营销和市场，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与独立性的特点，通过相互协调配合的方式展开营销。区域产业链定义。区域产业链的概念定义代表学者是陈朝隆。他指出，区域产业链是指某类特定区域内所构建起的产业链条或是链段，是整条产业链在确定区域范畴的一种形态。他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深入地把区域产业链的定义加以诠释，指出区域产业链属于一类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机构，其运作与发展的主要规律与地区发展与产业机构运作的基本规律相关。不足的是，就有关区域产业链出现的层面而言，并未把产业链与区域产业链二者加以有效地分离。区域产业链的主要构成是被视作经济行为的主体链环，其链接方式主要是串接。产业链的流程是不同公司内部产业通过联系与缔结之后所产生的。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新型国际劳动也得以分工，并呈现出相应的区域经济逻辑化的特征：第一，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具有的动力更为多元化。不单拥有数量丰富的低廉劳动力，同时涵盖了功能完备的市场吸引力、优惠的招商政策、低廉的土地成本、交通运送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贸易政策的改变等。第二，技术发展与全球化的向前推动深化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级别与水准。和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劳动分工相较而言，ICT产业变成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支柱型产业，同时也是新型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核心推动力。第三，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日趋明显，电子信息与通信等在西欧、美日等国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后工业化为主的国家也面对着相似的问题，经过国际范畴的布局协调，维持制造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实力，变成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区域的首选对象。第四，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解构了以往只是生产制造流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推论。研发、管理、营销与服务等各个生产业活动和生产制造活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变成价值链创造的一个核心步骤而被纳入至新型的分工系统内。第五，先进的技术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崛起与发展，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金融资本跨界式的流动，领先的交通运送技术确保国际价值链区域经济的合理配置，包括市场原料、生产制造以及产品市场的国际化配置，从而提供更为完善的国际化生产网络系统。综而论之，新型的国际化分工系统体现出多层次化的特征，涵盖了多种产业及其产品在制造与销售方面的分工情况，同时也包括了相同一种产品中各个增值步骤的多个领域的分工情况，此类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国际化价值链中区域经济的多种分工的范畴、潜力与深度，同时打开了提高生产率提升与促进经济递增的新型格局，从而使得原先国际化价值链分工系统更趋逻辑性。上述研究系统构架的前提是价值链的总结以及商品链的定义，在此前提下辅以空间与网络等定义，从而在更为广泛的研究系统中诠释当下国际生产组织出现的新改变，形成当下全球化和区域发展分析的关键性研究构架。这种宏观性的构架正体现出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
制造组装和品牌营销的分离理论构建
建构制造组装和品牌营销分离的理论模型。分析一个包括两个不同国际化区域的经济体单位，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发展中国家，其表示参量为o；另外一个区域位于发达国家内，其表示参量为c。全部的经济主体兼具生产者（涵盖有品牌商）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能够表达成生产方-消费方（或是品牌方-消费方）。假设经济主体的集合是一个连续统，全量表示成参量M，其中的区域o与区域c所表示的经济主体数量参量依次是Mo与Mc，且有Mo=Mc。而在此经济体系内有两类最终的商品x与y能够生产与消费，全部的经济主体均对它们有着消费偏好。出于满足消费的目的，他们能够自主性地生产或是由市场环境加以购置。结合相关的研究目标，本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假设：商品x与y包括了两个生产程序，其一为制造组装程序，其二为品牌营销程序。其中，前者的目的在于生产产品，后者的目的则是销售产品。假设品牌营销程序所达到的功能是减少商品买卖的双方主体在交易时所产生的交易开支。须留意的是，若经济主体只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即x与y时，品牌营销则无存在的需要。反之，若生产方-消费方并不进行品牌营销，而仅仅通过专业品牌方加以提供，那么此时能够被视作生产方-消费方过渡至专业品牌方购置品牌方面的服务，此时即出现品牌服务的相关交易活动，此流程自然会出现交易的成本。学者庞春将此营销活动视为一类交易，据此构建起一个内在分工的一般性均衡模型，并诠释交易服务的内涵。根据他的建模理路，本论文将品牌营销流程（相应的经济主体是品牌商）纳入到基础性新型的古典模型系统结构中，并依次用x与y参量（x与y均不低于0）来表示生产方-消费方对两类消费品的自给量参量，同时用xs与ys（xs与ys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产方-消费方对两类制造商品的供给量参量，用xd与yd（xd与yd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产方-消费者对两类制造商品的所需量参量。相应地，依次用r、rs和rd（r、rs和rd均不低于0）表示品牌服务项目的自供量、供应量与所需量参量。制造商品x与y（相应于制造组装流程）、品牌服务项目的生产关系式依次表示为（相应于品牌的销售流程，此处假设x与y两类制造商品对于品牌服务所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o；x+xs、y+ys和rs依次所表示的是制造商品x、y与品牌服务产量的参量。此处须假设的是制造组装流程的生产效率的系数一致，同时固定化的学习成本亦一样，也就是依次的参量是φi与a（φi与a均大于0）；品牌销售流程的生产效率系数与固定化学习的成本参量依次表示成ηi与b（ηi与b均大于0）。还假设如下：各个区域生产流程的生产效率系数存在着差异性，主要的表现是区域c就制造组装程序中对应着并不高的生产效率，至于品牌销售程序上则拥有不低的生产效率，函数式为ηo<ηc，且φc<φo。从而可以推导如下：（4）从上式（3-4）可知，区域o就制造组装程序而言拥有外生的对比长处，而区域c就品牌销售程序则拥有外生比对的长处。因为制造组装程序归属为低端的生产程序，品牌销售程序则归属为高端处的生产程序，因此假定制造组装程序的固定化学习成本少于品牌销售程序，也就是b>a，那么参量Lx、Ly与Lr则依次表示经济主体应用于x的制造组装程序、y制造组装程序以及品牌销售程序的劳动份额参量，就是专业化的水平情况。假设经济主体相应的禀赋制约性函数式表达为：（6）其中，上述式子中的px、py与pr依次表示制造商品x参量、制造商品y参量以及品牌服务参量r相应的价格。借助于柯布-道格拉斯型的效用关系式来表达经济主体效用函数式如下：（7）上述式（7）保证了经济主体所加以的多元化的消费偏好参量。为了使得便捷且没有失去一般性的特点，假设经济主体对于x与y的消费品拥有一样的偏好，也就是α=0.5。若并不是自给自足类型的生产方-消费方，即非自我供应品牌的服务，就须从市场购置品牌服务项目，那么此市场交易流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本论文表示品牌方-减少交易成本的参量是1-λ（λ∈（0，1）），其交易成本和提高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是相同的，均为厂方争取规模更大的市场、完成更多的利润方式，消费方向其余区域的生产方-消费方（包含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产方）销售品牌服务过程中所制造出的单位交易开支，那么λ参量所表示的是此交易流程中所涉及到的交易效率。因而，品牌服务买方现实所获取的品牌服务参量是λrd。相类似地，表达生产方-消费方的参量是1-k*（k*∈（0，1）），包含有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产方。替其他的生产方-消费方销售产品x或是y所出现的单位交易成本参量，那么k*表示此交易流程中所出现的交易效率参量。据此，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买方现实所获取的交易量是k*xd或是k*yd参量。可见，相同交易于区域中与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并不相同。假设因为存在着空间距离的缘故，区域中交易的相应效率超出区域内部的相同种类交易，假设相同种类的交易于区域中与区域之间的交易效率参量k*依次表示成k与k1，那么可以推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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