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00—1929年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经济繁荣发展，美国西南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脱节的问题日益加剧，于是，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掀起了向美国的移民潮。从迁入美国的拉美移民的来源看，其走势基本呈梯度结构：墨西哥移民数量最多，加勒比群岛移民数量次之，南美洲移民数量最少。这种结构既反映了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及其与美国经济的融合关系，也是美国企业的招工措施实施后移民劳工直接参与美国经济活动特别是生产过程引发的必然结果。墨西哥劳工经过反复的季节性环流，其中一部分最终转化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伴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性、边界检查和巡防执法力度的加强，来自墨西哥的合法劳工、永久移民以及其他国家过境墨西哥进入美国的各类人员，与从事贸易的双向车流相互交织，使美墨边境地区跃升为经济繁荣发展的区域性跨国中心，随之而来的非法移民、各类走私活动和妓女贩卖等问题的泛滥，则表明该地区具有国际化特点的跨国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关键词：拉美移民 美墨边界 梯度结构 季节劳工 跨国社会问题
作者简介：梁茂信，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
责任编辑：黄念
在美国的族裔结构中，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以下简称“拉美移民”）及其后裔是现代美国的第一大少数族群。然而在1929年之前的数十年间，拉美移民不仅数量少，而且来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失衡与人口流动的对应关系，而且在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同时也让世界经济体系论中的资本投资与移民对流的学说黯然失色。而国际学界关于农村人口跨国迁移的最新成果在深化马克思相关学说的同时，提出了“迁移—开发关系”的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就是资本与劳动力融合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的“迁移动力机制”（migration dynamics）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鉴于中国学界对拉美移民特别是墨西哥移民早期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本文将在跨国史的视域下，以“差异与融合”概念为切入点，揭示1900—1929年期间拉美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凸显墨西哥在其中的地位与含义，为推动美墨经济发展、外交关系和非法越境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一 拉美移民潮的缓慢启动及其区域性差异
在“差异与融合”概念中，差异是指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与美国的差异。它作为经典作家强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各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与美国作为美洲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异，则是其向美国移民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历史逻辑的最有力例证便是1881—1930年期间拉美各地区向美国移民的差异（见表1）。
表1显示，在美国的拉美移民来源中，除加拿大和纽芬兰占比较高外，在地理上由北向南形同一个梯度结构，其中墨西哥移民最多，加勒比地区次之，中、南美洲最少。若将这种结构与美国在该地区的资本投资和贸易相比，其中的悖论彰显无遗：墨西哥在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中占比并非最多的，但其向美国的移民数量最多；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和贸易额也逊于南美洲地区，但加勒比地区移民数量却一度超过墨西哥，并高于中、南美洲。1927年，美国在墨西哥的资本投资为1.12亿美元，贸易额为2.46亿美元；在加勒比地区的两类数据分别是1.43亿美元和4.54亿美元，在中美洲分别是0.22亿美元和1.17亿美元，在南美洲分别是2.11亿美元和9.55亿美元。
除资本投资和贸易外，加勒比诸岛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中还居于特殊的地位。当时，在中美洲修建地峡运河一直是美国政府的战略构想，而这一构想最终导致了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在与此关联的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攫取了菲律宾、夏威夷、古巴和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不仅扼守着从密西西比河口经由加勒比海至大西洋的战略要道，而且还是眺望南美洲的战略前哨，又与夏威夷一起看守着连接两洋的巴拿马运河。在这样具有多重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上，美国人在加大政治控制的同时，必然加大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和文化渗透。随着其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其移民也呈缓慢而不稳定的增长之势。例如，西印度群岛向美国的移民在1905年为16641人，1906年降至13656人。
在西印度群岛中，古巴作为一个人口小国，它在1868—1898年间迁入美国的移民共有5.57万人，多数属于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政治难民。1900年之后，古巴每年向美国的移民约有1万人，其中近50%是黑人。如此多的黑人流入让美国白人感到忧心忡忡，遂于1921年派人前往古巴考察，确认是否存在移民泛滥现象。调查者发现，“哈瓦那根本没有外籍人蜂拥至美国的现象”。为防止拉美移民失控，美国在1928年4月召集17个国家在古巴召开与移民相关的国际会议。
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波多黎各，美国不仅控制了甘蔗种植和加工产业，而且还在1917年授予波多黎各人以美国公民资格的特权。尽管波多黎各经济结构、工作环境和殖民地结构在20世纪上半期并未发生变化，但由于劳工参与了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与美国大陆劳工进行比较的意识，“希望能被纳入……‘文明’国家向公民劳工提供的各种保护之中。”在这个时期，由于古巴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在波多黎各积极招工，结果迁入两地的波多黎各人远超迁入美国大陆的人数。在1868—1895年间，迁入美国的波多黎各移民只有690人。之后10多年间，迁入古巴的波多黎各移民超过3万人，而迁入夏威夷和维尔京群岛的波多黎各人超过了1920年在美国大陆的同胞人数。第一次大战时期，美国将征募的近1.8万名波多黎各士兵派遣到巴拿马运河和美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工作。1920年美国企业赴该岛招募劳工的政策开始后，波多黎各向美国的移民随之迅速增长。由于他们多数乘坐飞机而来，故被称为“空运移民”，是“确定无疑的航空时代的新来者”。但由于双向流动频繁，真正永久定居美国的波多黎各净移民年均不过3000多人。
相比之下，中、南美洲大陆则是另一番世界。回溯历史，尽管西班牙人是最先来到西半球殖民的民族，但其开发与治理模式不像英国人那样是通过本民族人口的迁移，将母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移植到美洲，而是通过贩卖黑奴和征服土著民族，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颇具封建专制意味的农耕社会。拉美国家纷纷独立时，其融入大西洋贸易体系的程度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当19世纪美国迎来了长达百年的越洋移民潮的时候，拉美国家也因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而倍受其益,接受欧洲移民较多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400万）、巴西（200万）、乌拉圭（60万）和智利（20万）。20世纪初，仍处于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南美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多数国家的工业化步履蹒跚。以相对发达的阿根廷为例，该国在19世纪一直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869年，阿根廷人口不到180万人，但其增长迅速，到1914年已接近800万。阿根廷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外来移民。1870—1914年期间约有600万欧洲移民迁入阿根廷（后来许多人返回欧洲），移民占比到1914年接近30%。可以说，在南美洲国家中，阿根廷吸引移民的政策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全面，也更加有效。它不仅派专人到欧洲招募移民，而且还派人到美国散发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小册子，以优惠价格帮助移民购买前往阿根廷的车船票，并提供就业和住宿服务。它通过“土地光荣销售制度”廉价售地，鼓励移民参与农业开发。
巴西作为南美洲第二个接受外来移民最多的国家，在1872—1930年期间接收了220万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为帮助移民早日安居乐业，巴西政府提供了入境后为期3~10天的免费食宿，并让所有移民都享有自由择业权、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平等权。为加快经济建设，巴西政府成立了“外来移民和殖民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吸引力的措施：如果一个家庭有3个12岁以上孩子，全家可享受从母国到巴西的交通补助；政府向每人提供从入境口岸到拓殖点的交通费、为期3天的免费食宿、为期6~8个月的带薪就业机会，以及6~14岁少年免费入学的待遇。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140万移民受益，其中大多数是欧洲人，此外还有数千名美国人和日本人。
在同期，其他拉美国家也在积极招募移民。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免费向欧洲移民提供越洋交通、为期10天的食宿、医疗检查与护理以及家用土地等。哥伦比亚向外来移民提供入境后5天内的免费食宿、开垦荒地的农具和交通费用等。虽然厄瓜多尔更欢迎携带资本的拓殖者，但也不遗余力地在荷兰和德国等国家招募“坚定不移的开拓者”。相比之下，对移民更加慷慨的是巴拉圭，它在1922—1927年间吸引了1万名门诺派(Mennonites)移民，并在北部地区划出300万英亩土地，允许其实行政治自治，“他们及其后代……永远、完全免除兵役”。目睹如此优厚的政策，一些美国官员断言“美洲大陆仍将是世界移民的下一个巨大储仓”，因为除厄瓜多尔、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仍在吸引欧洲移民外，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更加落后的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也在积极招募移民。在此背景下，尽管部分拉美国家之间出现少量的跨境移民，但拉美国家向美国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尚未到来。二 “近水楼台”与墨西哥移民潮的兴起
美国独立之初，虽然美墨之间没有边界，但在1820—1850年期间仍有14688名墨西哥人赴美，多数是经商或探险，移民仅占4.3%。不过，19世纪美国的领土扩张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并入美国版图中。从20年代开始，一些白人来到今得克萨斯。他们以经商为名，经常从事走私活动，遂与墨西哥人频繁发生冲突，加上墨西哥政治民主化滞后，白人以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名义建立了“孤星共和国” 。然而，彼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掠夺墨西哥领土作为缓和国内政治矛盾的手段。他们在吞并得克萨斯后，于1846年发动了美墨战争，攫取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犹他州和内华达州一部。居住在那里的墨西哥人被一分为二，在美国一侧的墨西哥人成了未迁移的“坐地户移民”。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来自东部的美国人、欧洲移民、华人及美洲各国移民纷至沓来。除约2万墨西哥人外，仅来自智利的淘金者就达1.3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前来淘金者络绎不绝，每年都超过10万人。此后，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逐渐减少，到19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入境者只有970多人。由于当时美国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印第安人，没有时间考虑该地区的拓殖”，直到1886年美军打败了阿帕奇印第安人部落后才开始改变。1900年之后，墨西哥人掀起了向美国移民的新高潮，其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入境移民达4.96万人，第二个10年达21.9万，第三个10年达45.92万人，墨西哥成为这个时期继英国移民之后向美国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1930年美国人口统计显示，墨西哥移民数量达142.25万人，分别居住在加利福尼亚（36.8万）、得克萨斯（68.36万）、亚利桑那（11.41万）、新墨西哥（5.93万）、科罗拉多（5.76万）和伊利诺伊（2.89万）等州。
在拉美移民中，墨西哥人“一枝独秀”，原因可概括如下。
其一，19世纪末是美国的“镀金时代”。美国西南地区各州积极招商引资，加快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同时，铁路交通的发展将西部纳入了日益发达的全美市场经济机制之中。更重要的是，19世纪80年代水利灌溉技术被引入之后，给粮食、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新土地改造法》大力资助水利灌溉，由此开启了美国西部为期30年的长期扩张。西南地区的开发不仅吸引了美国东部的资本家、各阶层劳工及欧洲移民，还吸引了来自亚洲的华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带着发迹的梦想纷至沓来。尽管如此，美国西南地区的劳工市场依然供不应求。加州的一位农场主说：“我们去过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发现墨西哥人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人力”。
其二，美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墨西哥劳工的注意，他们数以千计地越界就业，出现在得克萨斯的棉花种植园、里奥格兰德的铁路线上或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即使如此，这些地区劳工短缺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于是，美国的一些企业主派遣美籍墨西哥裔深入墨西哥境内招募劳工，这种高度有组织性的活动决定了20世纪初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得克萨斯州努埃西斯县（Nueces County）和其他地区的农场主一直习惯于派遣墨西哥裔前往墨西哥招募劳工，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向墨西哥劳工支付迁移费。一些地方政府也介入招工环节。1918—1921年期间努埃西斯县政府招募的劳工之多，以至于需要用一趟列车将其运送到美国边境地区。有著作记载道：“几乎每一个街区都在招募照料棉花的帮手……今天，整整一个车厢的墨西哥棉农经过这座城市抵达圣马科斯（San Marcos）的棉花农场。明天，满载劳工的列车会抵达更需要帮手的布拉索斯（Brazos）”。无论是单身劳工还是携带宠物的家庭，“浩浩荡荡赴美国工作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墨西哥劳工的增多，美墨边境地区、美国西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数百个相似的棚户区，那是墨西哥劳工在美国的中转站。为确保劳动力供给，西南地区各州展开了激烈竞争。得克萨斯作为墨西哥劳工入境的主要地段之一，对其他州的招工代理制定了排斥性措施，这引起了科罗拉多州甘蔗商的不满。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偷盗劳工”现象。于是，武装护卫就成了一种常态，如1915年，“被引进的墨西哥铁路工在武装护卫下，大白天在圣安东尼奥大街上行进。”
其三，美国企业招募墨西哥劳工的过程受到了美国排外主义因素的影响。从1882年《排华法》到1907年旨在限制日本劳工的《君子协议》，再到1917年《文化测验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颁布，华人、日本人和欧洲移民相继被排斥在美国国境之外。每当一个移民群体受到限制后，原有的劳动力供应链就被中断，从而给墨西哥劳工创造了“接替就业”的机会。例如1924年《移民法》实施后，美国持续百年的越洋移民潮宣告结束，1925年起入境的年均移民劳工数量形同杯水车薪。美国农村土生劳工大量流向城市后，对本就供不应求的农业劳动力市场又如雪上加霜。因此，解决“劳工荒”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尽管每年招募的墨西哥劳工人数从1919年的2.88万增至1920年的5.14万,但美国的工厂主依然租赁火车将从墨西哥招募的劳工直接运往芝加哥、密尔沃基、底特律和匹兹堡等工业城市。据统计，1920—1929年期间入境的墨西哥人超过62万人。难怪在1925年，美国移民局总专员在佛蒙特州议会演讲时指出，“在当下和未来，加拿大、墨西哥以及较低程度上的古巴都将成为主要的劳工招募场所。”当一批又一批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的用人单位后，他们便融入了美国的生产过程。不管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棉花种植园、科罗拉多州的矿山，还是在芝加哥的水果加工厂、底特律的汽车厂、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当人们看到墨西哥劳工时，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一封信”，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和故事传回其母国，进而形成一种连锁性的移民效应。
其四，20世纪初，尽管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墨政府为防止美国继续蚕食本国领土，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对北部的经济开发，颠覆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和劳动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的铁路发展颇为迅速，与美国得克萨斯州连接的蒙特雷湾区铁路、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和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相接的索诺拉铁路都在1900年以前建成通车，这些铁路线又与墨西哥全国铁路网相连，为墨西哥人口在国内和跨境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于是，哈利斯科、米却肯、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等北方州和中央高原地区的移民陆续成为墨西哥移民最主要的来源。在哈利斯科州的阿兰达斯地区，其劳工在1884年铁路通车后就分别流向相邻的瓜达拉哈拉、莱昂、彼得拉戈达和拉彼达等地区，甚至流向更远的美国。1900年以后，阿兰达斯地区成为美国劳工和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其五，除经济因素外，政治变化也是影响墨西哥人向美国迁移的重要因素。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波菲利奥·迪亚兹（1876—1911年）独裁统治的革命，导致“大批难民从普雷西迪奥（Presidio）入境美国寻求避难”。要求避难的人数之多，以至于在1915年出现了210名受伤的墨西哥军人非法进入美国的现象。随着美国和德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涉，特别是1917—1918年期间德国政府煽动墨西哥人“夺回丢失的北部州”的口号后，墨西哥与得克萨斯接壤的地区冲突迭起。1926年，墨西哥教会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全国性冲突也引发了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起义，特别是在一些士兵被派到农村地区寻找供给后，抢劫事件此起彼伏。可是，内外交困的墨西哥政府却无能为力，造成大量人口外流谋生。
关于墨西哥劳工移民美国的模式，有学者用“移民体系”论解释，认为主因在于墨西哥经济融入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社区网络理论解释，认为当一个村落出现劳工外迁后，后来者会群起效仿。由于边界两侧的墨西哥裔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与生活方式，因而出现了墨西哥劳工越境谋生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过程。但是，这种解释却淡化了墨西哥劳工的环流与移民过程。三 墨西哥劳工的环流与永久移民
在墨西哥劳工大规模来到美国之前，华人、日本人以及意大利人等欧洲国家移民已捷足先登，他们从事甘蔗、水果、蔬菜、棉花、玉米和烟草等季节性农作物的耕种、收割、储存、包装与运输工作。由于农场面积较大，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雇主在招募劳工时非常重视族裔来源的多元化，目的是让“一个种族成为另一个种族的制衡砝码”。例如，南加州的临时工包括白人、日本人、朝鲜人、华人、印度人和墨西哥人，其中既有常年雇工也有临时工。劳工常以“工帮”（gangs）形式与雇主洽谈薪资等条件。“工帮”概念源于华工，他们不懂英语，劳动技能狭窄，遂以同乡为纽带进行集体流动。尽管这种方式遭到白人的诟病，但它作为行之有效的就业方式，后被来自日本、朝鲜、印度和墨西哥的移民所接受。
由于南加州和得克萨斯州距离墨西哥最近，气候条件相似，往返便利，所以，墨西哥劳工移民相对集中。他们每年“追随棉花的成熟期流动，一直抵达得克萨斯东部，4~5个月之后再返回原地……迁移距离有400多英里”。靠近墨西哥湾区的科珀斯克里斯蒂镇（Corpus Christi）是每年夏天来自墨西哥的“摘棉大军”的集散地。他们由此出发，奔赴得克萨斯州最大的产棉县——努埃西斯县和帕特里西奥县，在那里与其他族裔的劳工会合。不过，墨西哥劳工并非是直线式往返于美墨之间，有许多人在美国境内随季节变换多次更换工作。例如，在努埃西斯县，有不少墨西哥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得克萨斯州的艾丽斯、阿吉拉雷斯、拉雷多和布朗斯维尔等地。个人的迁移并不总是持续性的，在向北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数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但也有些人从墨西哥高原各州直接进入美国，一次性完成迁移过程。
美国铁路行业也雇用了许多来自墨西哥的临时工，他们的工作形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路段组”，其日常工作是负责铁轨和枕木的安全，每名员工负责一段铁路的保养与维护；第二类是“临时帮工组”，工作性质是救急，流动性较高，食宿地点限于列车车厢，车厢停放地点除车站外，有时还停放在铁轨铺设或修复地段。在平常时期和最繁忙的巅峰时期，两类劳工人数差异较大。例如，1926年，“路段组”平时雇员是3.15万，巅峰时期达3.99万人，相差26.4%；“临时帮工组”平时雇员为1.31万人，高峰时期达2.29万人，相差75%。墨西哥劳工的敬业精神赢得了美国雇主的高度评价，后者认为“他们不会屈服于工作挑战……也不会屈服于从事该项工作必然面临的各种气候挑战……这一点在临时帮工组的劳工中更加突出”，因此，“铁路公司必须仰仗于墨西哥人。”
由于多数墨西哥劳工被雇佣的时间晚于其他族裔，经验不足，不会说英语，因而其学习英语进步缓慢。按照在美国居住5年、9年或15年时间考量，墨西哥劳工的英语水平相比于其他族裔都是最差的。墨西哥人在这方面进步缓慢，与日本人学习美国语言的快速进步形成了鲜明对照。英语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劳工对英语掌握的熟练程度不仅决定劳工的绩效，而且也决定了其工薪的高低。例如，在美国铁路货运部门，日薪平均在3美元以上的劳工双亲均为土生美国人，双亲为外来移民的土生劳工仅占20%以上；日薪低于3美元的档次中北欧移民比重不高，大多在2.5美元~3美元之间，而墨西哥劳工的日薪均为2美元~2.5美元之间。在美国的甘蔗种植园，墨西哥劳工的日薪是1美元~1.25美元，而日本裔和印度裔则平均在1.2美元~1.6美元。在耕地和其他非甘蔗耕种劳动中，91.4%的日本裔劳工的日薪为1.7美元~3美元，而90%的墨西哥劳工的日薪为1.5美元~2.5美元，94.5%的印度人中的日薪为1.5美元~2美元。
与其他族裔移民相比，墨西哥劳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每年至少可以回国一到两次，被称为是“恋家的鸽子”。多数墨西哥人认为自己到美国工作就如同在家门口工作一样，因为美国西南部曾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且仍保留着墨西哥传统，所以，他们的内心拥有在两个国家都是“主人”的优越感。这种心理使其周期性环流更加频繁。1910年，在接受美国政府调查的639名墨西哥移民中，有189人曾去过美国，另有386人同行，只有84人对美国一无所知。
随着墨西哥移民的增多，一些城市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墨西哥殖民地”。按照1920年美国人口统计，墨西哥移民数量较多的城市依次是圣安东尼奥（28.47万人）、洛杉矶（21.65万人）和休斯敦（3953人），其他城市相对较少。在洛杉矶的墨西哥人社区，居民不像是美国人而更像是墨西哥人，因为“在老洛杉矶的中央地带有一个被称作是‘广场区’的、更像是大都市区的墨西哥裔社区，它在美国建国前就已存在，一直到最近才繁荣起来。”相比之下，芝加哥的墨西哥人社区则是新兴的，其中最主要也最贫困的社区就位于简·亚当斯的赫尔豪斯（Hull-House）附近，居民多数从事不大稳定的半日工，他们在经济滑坡时很容易失业。自主就业的墨西哥人尝试开设饭馆、杂货店、理发店、面包店、肉店铺、画廊、裁缝铺和照相馆等。附近的一家州立银行为600多名墨西哥人提供储蓄服务，存款金额最多者达800美元，多数储户的存款平均在600美元左右。1928年，先后有400多名墨西哥人由此向家人汇款。1922—1931年间，每年从美国向墨西哥阿兰达斯邮寄的汇款单达767份，年均汇款额为5.8万美元。汇款高峰期是每年的6—11月，汇款单数量和金额分别占全年的62.2%和63.6%。此外，有些劳工将工薪以挂号信形式邮寄，其数量之多，在1929年达1076封。这些汇款对提高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啻如此，多数墨西哥劳工回国后，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土地、牲口、农具和卡车等，还有人回国后从事商贸运输等服务，但也有人将积蓄挥霍一空。
究竟有多少墨西哥人最终成为永久移民？由于每天过境的劳工、移民、商人、学生、旅行者和其他人员混在一起过境，身份识别和统计十分困难。1928年，美国国务院第二助理国务卿赫斯本德（W. W. Husband）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承认，移民局关于向墨西哥的移民——外籍人返回墨西哥——的统计可能不准确。”美国移民局统计中仅包括居住在美国的永久移民，而墨西哥政府统计的“回国移民”中则包括临时工在内的各类人员。对比美国移民局与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就会发现，在1881—1930年期间，迁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为73.08万人，但到1930年在美国定居的墨西哥移民为64.16万人，两相比较少了8.94万人；入境美国的中美洲移民和实际定居的移民分别是4.20万人和1.05万人，相差3.15万人；南美洲移民中的两类统计分别是10.47万人和3.36万人，相差7.11万人。
移民入境人数与定居人数产生差别的原因是，美国与拉美特别是与墨西哥之间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复杂的双向流动。据1928年美国移民局统计，当年迁入美国的美洲大陆移民超过28.16万人，而从美国迁出的拉美人口超过16万，净迁入12.16万人，其中，墨西哥移民迁入和迁出美国的人数分别为6.45万和1.16万，净迁入5.55万人。双向流动导致净迁入人数大打折扣的现象在加拿大、古巴、巴西、中美洲和其他南美洲移民中同样存在。这表明美墨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复杂性与美墨两国市场经济融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光阴荏苒间的环流积淀中，永久迁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数量和占比都在提高。1918年，迁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为1.76万人，而回流墨西哥者达2.51万人，回流者占比高达143%，但从1919年开始，回流者占比逐渐下降，从当年的62%下降到1924年的2%，1925年略升至9%，但到1927年又降至4%。墨西哥驻得克萨斯州拉雷多的领事在接受《圣安东尼奥快讯报》采访时说：“在美国各地工作后返回墨西哥祖籍的劳工不如过去几年的人数多”。由于1924年美国《移民法》的限制和美国移民局在边境地区的严格执法，墨裔劳工返回墨西哥后很难再次进入美国，是故，回流墨西哥的人数骤降。必须指出的是，墨西哥劳工从环流到永久移民的过程是世界近现代史同类现象的个案之一。这类现象既存在于16—19世纪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多国前工业化时代的劳工迁移史中，也出现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城市化过程以及美国的东南欧移民中。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律，它再现于拉美移民的迁移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四 日益国际化的美墨边境
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空运输业兴起之前，水陆运输在跨国贸易和人员流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30年之前，欧洲移民主要乘坐跨洋航船在美国东部城市港口入境美国，亚洲的货物和人流则依赖于太平洋上的航运。南美洲和加勒比群岛与美国的交通联系，除密西西比河口外，主要是通过美墨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完成的。
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后，虽然两国边界通过条约确定下来，但具体的管制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启动。在长达2000多英里的边界上，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大本德（Bid Bend）地区地势险峻，人力几乎不可能跨越。在圣迭戈南部，两国间有直通公路，跨境相对容易。在里奥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干涸时河床裸露，河水暴涨时也能蹚水过河。在19世纪后半期，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在美墨之间自由环流。直到1907年美国政府才设立边境检查站。到1919年，检查站的151名工作人员分散在20个入境口岸，根本应付不过来 ，因为多数口岸如同繁华集市，人头攒动，川流不息。在1907年得克萨斯州的伊格尔帕斯（Eagle Pass）口岸，边境检查依靠目测完成。每天的过境者不仅有大量墨西哥人，还有许多欧洲移民。值班官员如果不提问，根本不可能识别任何一个外籍人 。随着美墨两国交往的加深与扩大，每天跨境的人流和车辆日益增多。据1929年美国移民局统计，在美墨边界每周间歇性和频繁越境的美国人分别超过3.23万人和0.68万人，非墨西哥外籍人分别为3.89万和2.62万人，而墨西哥人分别为8.55万和7.26万。他们或越境工作通勤，或投资通商，或探亲访友，或寻医问药，或观光旅游，与过境的季节性劳工和移民等各类人员一起穿越边界两侧。1929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道格拉斯市（Douglass）和墨西哥的阿瓜普列塔市（Agua Prieta）之间，每月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汽车超过4.9万辆，但从下半年开始下降；从墨西哥入境的各类人员月均近13万人。从过境人员的构成看，其国际化特点更加突出：除墨西哥人之外的外籍人中，还有1532名过境者、1286名旅游者、603名回国的美国公民，其他皆为外国政府官员、宗教牧师和学生等。其中，有1329人来自德国、俄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国，另有505人是出生在中国的欧洲裔。显然，越境人员的构成纷繁庞杂，来源涉及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三大洲，人员流动与双边贸易相互交织，宛若一个个区域经济中心。
对于多数墨西哥人来说，他们过境时并不认为自己是进入了另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到了前辈们居住过的国家……根本不存在实际或想象的界线”。他们衷心希望被美国占领的墨西哥领土最终“会回到墨西哥”。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墨西哥的商人、移民、学生和季节劳工频繁越境。随着美国的排外主义浪潮甚嚣尘上，那些受到限制的外来移民纷纷来到美墨边界地区，与一些墨西哥人一起非法入境。面对与日俱增的非法入境现象，移民局“已有的执法力量即使增加一倍也无法解决问题。”据埃尔帕索边防站报告，“外籍人在本站被拒绝入境后，停留在墨西哥边境一侧，一直伺机偷越国境”。即使移民局“实施更加紧密的昼夜巡防”，结果还是“让人有一种痛苦的受挫感”。美国移民局官员认为，“执法已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试图非法入境的移民中首先是墨西哥人。1924年《移民法》实施后，尽管墨西哥人可以“自由入境”，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出示能证明身份的签证，并通过文化测验和健康检查等程序。那些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墨西哥人则频繁非法越境。到1930年，数千名墨西哥非法移民经由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Nogales)被驱逐回国，其中有犯罪分子、残疾者、妓女或传染病患者。仅1930年财年，就有803名墨西哥人经由诺加莱斯被遣返墨西哥。
在伺机入境的外籍人中，有些是被走私的华人，他们试图通过假冒婚姻或其他方式进入美国，比如，1902年经由埃尔帕索入境的516名华人中有511人是被走私者。除华人外，还有不少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其肤色与混血的墨西哥人相似，他们经过精心化妆后，穿上墨西哥人的衣服入境。一些叙利亚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试图夹杂在墨西哥人中间入境，但因被发现患有颗粒性结膜炎而被拒绝入境。后来，美国移民局官员走访了墨西哥的坦皮科、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等10多个城市，发现那里有许多叙利亚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接受治疗并寻机入境。
随着美国边境执法力度的增强，常规的非法入境显得倍加困难，有些人铤而走险，选择人烟罕至的危险地段入境；有些人梦想入境后暴富，不惜花费重金走私入境。因此，除美墨边境陆地之外，还有两类非法入境现象。一类是部分欧洲移民在古巴租赁摩托艇，走水路到佛罗里达州绵延千里的海岸线上岸。为此，美国驻古巴领事馆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次在古巴当地将人口走私者抓获，但有些“漏网之鱼”仍能偷渡到佛罗里达。1929年3月4日美国国会规定对被抓获的非法移民施以罚款，但吓阻效果差强人意。佛罗里达州的地方法院总认为非法移民会被驱逐出境，因而判刑较轻。一些地方法院不愿意承担遣返移民的费用，所以对被捕者罚款后放走了之。另一类是空中走私。1927年3月中旬，美国移民局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飞机走私移民的问题正在达到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的程度。当时被发现参与走私的飞机至少有15架，每架可运载数十人。被走私者每人支付250~1000美元不等，费用的多寡取决于登机地点和资金支付方式。在一些情形下，走私者会谋财害命，夺去非法移民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为有效打击空中走私，美国移民局曾雇佣私人飞机执法，但终因经费入不敷出而被迫放弃。后来，美国移民局又借用海军飞机阻止了一次走私行动，但其执法次数有限，不能全天候值班。尽管移民局官员并未放弃陆地上的观察与跟踪，但走私者行踪诡异，移民局只能是无的放矢，事倍功半。
对于美国移民局官员而言，最棘手的是边界口岸附近的妓女卖淫等社会问题。在19世纪后半期来到美国的移民中，许多单身女性因就业困难而被迫沦为妓女，一些利欲熏心者遂投机走私妓女入境，造成各地“白奴”泛滥，诱发了“吞噬美国青年、败坏道德福祉的乱伦风潮”。一些社会改革家呼吁进行一场“纯洁运动”，美国国会在1907年颁布法律予以应对。然而，美国移民局人力有限，执法上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只考虑经济和岁入，对妓女卖淫问题听之任之。在美墨边界地区的“白奴”贩卖活动中，受害者除了法国、德国和犹太等国女性，更多的是墨西哥女性，她们常常出没于劳工流动频繁的地段。许多参与嫖娼活动而被捕的外籍人均遭驱逐，但最终是治标不治本，这表明其与非法移民等问题一起，演化为一种具有国际化特点的跨国社会问题。五 结语
综上所述，从19世纪末期至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是拉丁美洲向美国移民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其间，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失衡，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机制的融合程度与差异，决定了其向美国移民过程中形成三个层次的梯度格局。其中，墨西哥是与美国经济融合程度最高同时也是移民来源最多的地区，其次是与美国经济的融合程度逊于墨西哥但强于中南美洲的加勒比海诸岛，最后是地理上距离遥远、与美国经济融合程度最低、移民也最少的南美洲。在墨西哥人移民的过程中，美国企业的招工措施对墨西哥劳工和移民潮的启动时间、规模和流向影响最大，它直接促成了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经济的生产过程，并对后续移民产生了连锁性影响。同样的招工措施也导致更多的波多黎各人迁入古巴和夏威夷，而非美国。当然，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过程与世界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先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劳工环流构成了墨西哥移民永久定居美国的必然过程。同时，伴随着美墨边境地区复杂的经贸关系、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非法入境、走私活动及“白奴”等社会问题也演化为一种具有国际化特点的跨国社会问题。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