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毕赣，让过去现在未来重逢

毕赣，青年导演，1989年出生于贵州凯里，苗族人。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编播系，大专学历。作品有电影短片《老虎》《金刚经》，《路边野餐》是他第一部剧情长片，获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奖项。 生于1989年的导演毕赣有着一份超越同龄人的气定神闲。《路边野餐》是他生平创作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被认为是一部艳惊四座、不可复制的处女作。影片问世之后，入选了30余个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等诸多奖项。说起这些荣誉，毕赣显得冷静又骄傲，“我的电影应该为那些奖项带来光环，而不是奖项给我带来光环。” 私下交流时，他的语调低沉、平稳，很少情绪起伏，言语中夹杂着不易为人察觉的自负，在叙述那些平淡小事时，又不时闪现着幽默感。 在这个时代，多的是高投资的超级大片，票房、口碑皆折戟沉沙的例子，而《路边野餐》却用极低的成本，证明了在娱乐产业体系之下，电影艺术的价值与资本并无直接、必然的关系。 电影就是制造幻觉 《路边野餐》有一个42分钟的长镜头，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精华。因为在这个一刀未剪的镜头里，导演毕赣的调度非常精准，并且凝聚了过去、现在、未来几个平行的时空。主人公陈升在这里与已经故去的人、未来的人相遇。而贵州凯里，这个湿漉漉的内陆小城市，在毕赣的镜头之下，也具有了某种超现实的魔幻色彩。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毕赣在电影开头引用了《金刚经》里的这段话。影片中，男主角陈升是一个“带着孩子气的老灵魂”，9年前出于义气帮人顶罪，出狱后发现母亲、前妻都已经过世。他的梦里总出现母亲的绣花鞋，耳边总回响着苗人吹奏的芦笙。弟弟老歪是个无赖，成日赌博，对儿子卫卫不管不顾。陈升坐上了去镇远的火车寻找卫卫，火车却开进了一个叫荡麦的神奇之地。 陈升由毕赣的小姑夫陈永忠饰演。他同样坐过牢，是个边缘人。而“卫卫”则是毕赣的小名，他小时候也曾一样被父母嫌弃。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是现实还是梦境，戏里戏外，已经分不清楚。 毕赣说，电影就是制造幻觉，他拍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超时空的、短暂的相遇。 电影里的平行时空，毕赣相信是现实存在的。他记得小时候的某个端午节，他遇到了死去的爷爷。“当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向我走来，我抬头一看是爷爷，特别害怕掉头就跑。”后来他特别后悔，因为不甘心就这样说服自己：那只是一个幻觉。 之后他读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等，沉醉于文字里超时空的自由跳转。电影的声光画影是实打实的，他却偏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打破这种边界，“我喜欢模糊一点的状况，不喜欢非黑即白，从此岸到彼岸那种电影。” 他认为电影的本质是“时间”，《路边野餐》中，卫卫在墙上画的时钟，火车车窗若隐若现逆转的时钟……“我不断地把时间拆解开来，让它们散落在每个角落。” 电影整个制作过程无比简陋，启动资金2万，前期制作20万。演员都是毕赣的亲戚朋友。为了做后期，毕赣和妻子借宿在北京一个仅能放下一张床的隔间里，一度还被房东扫地出门。“创作的每一个过程都接近枯燥、无聊和绝望”。 诗歌是隐秘的浪漫 “许多夜晚重叠，悄然形成黑暗，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清香，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诗歌是进入《路边野餐》的又一道秘境，作为陈升的旁白出现。它们都出自毕赣之手。 毕赣十五六岁起就开始写诗，他会将一些重要的感情、记忆节点存放在诗歌里，比如外婆的去世、孩子的出生。他小时候是跟着老人长大的。父母半夜打架，家里灯光闪烁，对他来说是糟糕的记忆，但当他把闪烁放到电影里，却感到了安全感。 对毕赣影响最大的是苏联诗人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大学时看到他的经典之作《潜行者》，片子出了名的晦涩难懂，毕赣觉得它简直不知所云。他耐着性子，花了半个月才断断续续把它看完。某天，他忽然开窍了，“顿时领悟电影的美感，但我无法用语言表述。直到今天，我也是用自己的创作去和那种感觉对话。” 把诗歌放进电影的尝试，从他拍摄第一部电影短片《老虎》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他根本不会拍电影，拍出来的一堆素材要么穿帮，要么连声音都没录上。本来打算放弃了。但他有一阵住在凯里周边一个加油站，被天天来喊“加油”的人莫名地鼓舞，于是重新回去面对那些素材。诗歌拯救了那些破碎、粗糙和不成章的画面，令它闪现出奇特的效果。结果这成了一部奇特的实验电影，在学校得了奖。奖品是一个蓝屏手机，毕赣信誓旦旦地用它记录下：24岁前，要拍出最好的电影。 大学毕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2012年毕赣和朋友在凯里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给人录制婚礼短片。他透过镜头注视着这些大同小异的仪式化场面，觉得它们情绪化、戏剧化，甚至有那么一点做作。毕赣的镜头大概是不符合欢天喜地的世俗审美的，婚庆工作室不久就倒闭了。不过在这期间，他拍了另一部短片《金刚经》，诗歌同样在其中密集出现，片子还在香港IFVA独立电影节上获了奖。 获奖是对自己天赋的肯定，足以让他沾沾自喜，但现实里毕赣依然是个“无业游民”。“才华可以当饭吃吗？”在某家广告工作室打工时，老板对他百般质疑。有一次毕赣怒了，摔门而出。 24岁时，他失落了，因为并没有拍出理想中最好的电影。于是他去一个爆破公司考了爆破证。但他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电影梦，和家人承诺，容许自己坚持到28岁，之后去哪儿工作都心甘情愿。 毕赣不太愿意渲染过去那些挣扎与奋斗的经历，偶尔提及，也语带几分调侃。幸好《路边野餐》出炉了。它的每个镜头里都有着毕赣独特的语感，“以前用诗歌只是简单地缝补衣服，现在即便布料没有断裂，我还要用针线在上面绘图。诗歌不是大众的，而是私人的，它是隐秘的浪漫。” 《路边野餐》公映，经过之前的获奖、国外版权出售等，成本回收早已不是问题。艺术片经常上演“叫好不叫座”的苦情戏码，但毕赣全无压力，落落大方。电影院里，有的观众顶礼膜拜，有的观众云里雾里，而毕赣说：“无需明白，感受就行。我的电影像一场大雨……它拍给野鬼和风。” 记录日常生活的实景 如今，毕赣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新片的投资近千万，比前作翻了10倍。片名用的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名字，内容同样和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觉得它挺好听的。”影片有科幻色彩，还有着一个侦探片的外壳，但还是会在毕赣老家凯里拍摄，依然有关“荡麦”这个虚构的黔东南小镇。 对于毕赣来说，凯里这种“人类日常生活雕琢出的实景”才是最丰富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许多电影都要在横店这种影视城拍摄，那只能是一种人工塑料的味道。他也不喜欢城市，认为那里没有土地，只有水泥，生长不出庄稼。他喜欢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尤其喜欢那些被推倒的废墟，“废墟是遗留下来的痕迹，它的美感，不用设计，本身就已打动我。” 他也不会搬到北京这个“华语电影的产业中心”，“再好的资源、资金、人脉，不是一样拍不出好电影吗？” 资金到位，制片方希望他趁热打铁，但他却刻意推迟了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计划。事实上，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前，他的孩子诞生了，“每天孩子一哭我就要想办法，要操心各种问题，我和太太都是各种忙活。所以我不可能有效率，我只能变得更慢，但我觉得慢一点没什么不好，我跟太太说，孩子就是来帮助我的。” 还有人来找他拍商业片，他拒绝了。他想起精神偶像塔尔科夫斯基的话：“如果一个小偷去偷东西，是为了以后不再穷困地偷东西，这种逻辑成不成立？所以，要做就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过他也在犹豫，是一以贯之地发展自己原本的电影理念，还是该和观众更多地做一些互动？ “天才的光环”“大师的雏形”这些赞美的词汇正在涌向他，而他说：“私底下，我就是爱喝酒、爱诈金花的普通青年。时代对你的定义，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生活，才真正保持着我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