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金桥,男,辽宁本溪人,博士,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心理学研究;于学文,男,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助理,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
为考察红色故事中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对大学生叙事传输的影响,选取两则经过一定程度虚构加工的红色故事以及“简易叙事传输量表”作为实验材料,对544名大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具有显著的影响;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具有显著的影响;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与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大学生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证明,红色故事中平凡人和普通人的事迹更容易影响与感染大学生,并且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越大,这种影响力和感染力就越强。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化红色故事选择、增强红色故事的教育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这些事件以及与事件相关的人名大都耳熟能详,因为它们都是我们从小就聆听和学习的红色故事。2020年9月16日,习近平在湖南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时指出:“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红色故事始终受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视。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讲述红色故事,使其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更深刻、更有效的影响,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广义上的红色故事,是指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顺应历史潮流,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事件。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红色故事一直是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精神宣传和正确“三观”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我们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发现,对不同的红色故事,学生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对这一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近年来,叙事传输理论被学者们提出并日益受到重视。该理论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故事是如何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甚至改变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很显然,叙事传输理论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红色故事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作用机制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本研究将立足叙事传输理论,探讨红色故事的不同特点对大学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对于故事,有些学者仅将其定义为某一具体事件,其中包含人物、主要冲突、主要物件、初始状态、人物心理状态、行动、结果等要素。而对于红色故事,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是革命精神、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大学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升思想道德素养,传承红色文化。教师在课堂中讲授红色故事时,要保证红色故事的严肃性和学理性,充分发挥红色故事的情绪感染作用。现有研究表明,在广告、新闻等领域,故事在说服读者、改变读者态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故事是人类理解和塑造价值观的核心。而故事对个体的影响又同时与故事本身的特征及读者的基本心理特点有关。此外,有学者发现,以文章、书本等形式传递的故事对读者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故事影响力的强弱,同时受到故事本身的客观因素和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读者对故事里主要人物的评价非常关键。当个体感觉到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很相似,或对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产生喜爱和认同时,就会产生共情和情绪体验。故事能够很有效地说服读者改变自身的认知、情绪、态度甚至价值观,于是,学者们提出了叙事传输理论。Gerrig在研究叙事体验时首先使用了“传输”(transportation)这个术语。他认为,人们在听故事时,会进入一个“叙事世界”中,沉浸式体验该世界中人物所经历的事件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物所表现出的态度。而后,读者就会将这种态度带到现实世界中,从而改变或强化自己原本的某种态度。这种改变的机制,就是“叙事传输”。Richter认为,当人们全身心地阅读故事时,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他们会产生逼真的心理表象,体验到强烈的情绪变化,当阅读完故事而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时,他们还倾向于保留与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一致的态度。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故事的叙事传输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其心理影响力的有效指标,因此,判断一则红色故事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测量该故事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程度来实现。但是,在大学生阅读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有哪些具体因素会对叙事传输产生影响,尤其是构成红色故事最关键的两个要素“人”(故事主人公)和“事”(人物事迹),它们对叙事传输的影响如何,以及具体如何发挥共同作用,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并不多。我们认为,在一则红色故事中,如果主人公的社会地位较低,那么他的英雄事迹就更能彰显出其精神力量的强大,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更加感动,沉浸感更强。因此,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对叙事传输产生显著影响。而在“事”这一方面,“为人所不能为”的实际行动意味着主人公的事迹必须具有一定的完成难度,事迹的完成难度越大,越能体现出“为人所不能为”的基本性质,因此,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具体事迹的完成难度可能也会对叙事传输产生显著影响。而当红色故事中的主人公地位较低,同时其事迹完成难度却较大,即二者形成的反差比较强烈时,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精神更能凸显出来,红色故事的叙事传输程度也将显著提高;反之,如果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较高,同时其事迹完成难度却较小,即二者形成的反差较弱时,红色故事的叙事传输程度可能也将减弱。据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1a: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程度有显著影响。假设1b: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程度有显著影响。假设1c: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与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叙事传输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如果假设1得到验证,就证明大学生在阅读红色故事时会对其中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程度进行感受和评估。那么,这一评估的结果是否会直接影响叙事传输程度呢?有学者认为,故事对读者的影响,通常是以读者对故事主人公的认可和读者自身积极情绪体验作为中介的。而在红色故事中,读者对主人公的认可和自身的积极情绪体验恰恰可以同时通过崇敬感体现出来。所谓崇敬感,是指个体因看到他人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新近的研究表明,崇敬感是个体对道德榜样产生模仿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因此我们推测,在阅读红色故事时,大学生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可能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之间起中介作用。据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假设2:在阅读红色故事时,大学生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过程
(一)实验11.方法(1)被试招募大连市3所高校(综合类、理工类、文史类高校各一所)共376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实验,其中女生198人,男生178人,年龄范围为18~24岁,智力、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2)实验材料①两则红色故事,分别以查子香和成本华的抗日事迹作为蓝本。但为了避免实验过程和内容对被试产生误导,在研究中,主人公的姓名被分别替换为“张子成”和“李子明”。选择这两位红色人物的英勇事迹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研究可以兼顾不同性别红色人物的事迹,另一方面也在于大众对这两位人物的红色事迹所知相对较少(经事先调查,了解查子香和成本华事迹的被试比例均不到1%),这样可以有效排除著名红色人物对被试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根据Escalas的观点,按照人物姓名、早年经历、事件起因、事件经过、事件结果等五个要素编排整理两则故事的主体架构。在具体内容方面,每则红色故事都分为A、B、C、D四个版本,每个版本的基本设定如下:A版本,主人公的社会地位高(根据人物早年经历,将其描述为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曾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并多次英勇负伤的人物),事迹完成难度高(根据事件经过和事件结果,将其事迹描绘为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完成斩杀日寇的任务,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并最终英勇牺牲);B版本,主人公的社会地位高(根据人物早年经历,将其描述为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曾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并多次英勇负伤的人物),事迹完成难度低(根据事件经过和事件结果,将其事迹描绘为在战友提供巨大帮助的情况下轻松完成斩杀日寇的任务,并最终顺利撤退);C版本,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低(根据人物早年经历,将其描述为家境贫寒,未受过教育,且从未有过战斗经历的底层百姓),事迹完成难度高(根据事件经过和事件结果,将其事迹描绘为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完成斩杀日寇的任务,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并最终英勇牺牲);D版本,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低(根据人物早年经历,将其描述为家境贫寒,未受过教育,且从未有过战斗经历的底层百姓),事迹完成难度低(根据事件经过和事件结果,将其事迹描绘为在战友提供巨大帮助的情况下轻松完成斩杀日寇的任务,并最终顺利撤退)。所有版本的故事字数保持基本一致,均为2 000字左右。②“简易叙事传输量表”(TS\|SF)。我们采用Appel等人修订的“简易叙事传输量表”对因变量进行测量。该量表共6个问题,分别从想象、沉浸体验、结局期望、情绪体验、对主人公的印象和精神震撼六个方面考查读者的叙事传输程度,每个问题都采用里克特7点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7表示非常强烈)。经研究,该量表在中国参与者中的信度较好(M=4.65,SD=1.09,Cronbach′s α=0.820)。(3)实验设计本研究采用2(主人公社会地位:高、低)×2(事迹完成难度:难、易)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阅读红色故事的叙事传输程度。(4)实验过程实验在明亮安静的房间内进行,将全体被试随机分为4组,分别阅读A、B、C、D四个版本故事中的某一个。以“张子成\|李子明A版本”组为例,每名被试的实验程序如下:被试端坐于电脑前,待被试完全了解实验要求以后,请被试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这时屏幕中央将出现“张子成”的A版本故事。故事以PDF形式全屏呈现,字体为华文中宋,字号为四号。被试可以通过鼠标滚轮上下翻页阅读。被试阅读结束后举手示意,屏幕黑屏,主试将“简易叙事传输量表”交给被试填写。填写完毕后,被试将接受一个简单的测验,被试准确回答结束后,休息5分钟,然后以相同的方式阅读“李子明”A版本故事,并完成“简易叙事传输量表”及测验,至此全部实验结束。2.结果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使用SPSS 20.0软件,将社会地位和事迹完成难度作为自变量,将被试在“简易叙事传输量表”中的总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下。“张子成”故事:社会地位主效应显著(F=65.19,df=1,p<0.05,η2=0.15),事迹完成难度主效应显著(F=137.65,df=1,p<0.05,η2=0.27),社会地位和事迹完成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16.03,df=1,p<0.05,η2=0.04)。这表明,在“张子成”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了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也显著影响了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同时,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对被试叙事传输的影响随主人公社会地位水平的不同而发生了显著变化。“李子明”故事:社会地位主效应显著(F=19.98,df=1,p<0.05,η2=0.51),事迹完成难度主效应显著(F=57.81,df=1,p<0.05,η2=0.14),社会地位和事迹完成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10.09,df=1,p<0.05,η2=0.03)。这表明,在“李子明”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了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也显著影响了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同时,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对被试叙事传输的影响随主人公社会地位水平的不同而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实验21.方法(1)被试招募大连市2所高校(综合类、文史类高校各一所)共167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实验,其中女生94人,男生73人,年龄范围为18~25岁,智力、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2)实验材料①两则红色故事,与实验1完全相同,但在版本方面只保留B和C两个版本。根据实验1的结果,B版本为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表现弱的版本,C版本为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表现强的版本。②“简易叙事传输量表”(TS-SF),与实验1相同。③崇敬感量表。根据崇敬感的定义,本研究采用单条目量表让被试评价自身在阅读红色故事时对主人公产生的崇敬程度。量表采用里克特7 点计分(1表示一点也不,7表示非常强烈)。(3)实验设计采用单因素(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强、弱)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阅读红色故事的叙事传输程度,中介变量为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4)实验过程实验在明亮安静的房间内进行,将全体被试随机分为2组,每组84人,分别阅读B、C两个版本故事中的某一个。实验过程基本与实验1相同,但被试在填写完“简易叙事传输量表”后,还需要填写崇敬感量表,即对主人公的崇敬程度进行赋分。2.结果
在关于“张子成”故事的研究中:第一步结果表明,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显著正向预测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β=0.70,t=4.85,p<0.01);第二步结果表明,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β=0.85,t=6.07,p<0.01);第三步结果表明,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β=0.58,t=9.52,p<0.01),且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对被试叙事传输程度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β=0.44,t=3.68,p<0.01),这表明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中介效应值为 0.75,SE为0.19,95%CI为[0.41,1.17],占总效应的48%。由此可见,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在关于“李子明”故事的研究中:第一步结果表明,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显著正向预测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β=0.72,t=5.01,p<0.01);第二步结果表明,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β=0.68,t=4.66,p<0.01);第三步结果表明,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β=0.54,t=8.15,p<0.01),且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对被试叙事传输程度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β=0.29,t=2.17,p<0.01),这表明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被试的叙事传输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中介效应值为 0.81,SE为0.22,95%CI为[0.41,1.29],占总效应的58%。由此可见,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四、讨论与分析
(一)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对大学生叙事传输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会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证明,相对于红色故事中原本就身份不凡甚至声名显赫的人物来说,那些平凡人和普通人的事迹更容易影响与感染大学生。我们认为,这与大学生对主人公的身份认同有关。有研究表明,个体对故事中主要人物的认同程度,与故事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而人物的身份又是影响其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对于绝大多数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来说,无论他们的个人成就有多大,其社会价值还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加之他们从小始终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因此更容易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定义为平凡人和普通人,从而也就更容易对同样是作为平凡人和普通人的红色故事的主人公产生认可。心理学中关于“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的诸多研究也证明,人们通常都会对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社会信息抱有特殊的关注,并进一步影响其对这些信息的认知加工,因此,大学生才会对红色故事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主人公事迹表现出更大的叙事传输程度。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更多地挖掘和讲授平凡人与普通人的英雄事迹,这样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更强的影响力,提高红色故事的教育效果。
(二)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叙事传输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会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证明,相对于红色故事中主人公可以相对较为轻松完成的任务来说,主人公完成高难度任务的事迹更容易影响和感染大学生。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以用“事件系统理论”(Event System Theory,EST)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某一具体事件,能够对个体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事件强度,可以具体体现在事件的新颖性、颠覆性和关键性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越突出的事件,越会给个体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进而越可能影响和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行为状态。而在红色故事中,主人公英雄事迹的新颖性、颠覆性和关键性,都可以从任务完成难度方面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大学生在阅读任务完成难度更大的主人公的英雄事迹时,显然就会对该事件的强度给予更高的评价,进而在心理上受到其更深的影响。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对大学生讲授红色故事,应该在结构、内容、措辞等多个方面着手,更多地突出主人公的事迹完成难度,这样的故事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更强的影响力,提高红色故事的教育效果。
(三)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社会地位与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叙事传输存在交互作用本研究发现,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与事迹完成难度对大学生的叙事传输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红色故事中的“人”和“事”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并非互相独立,而是彼此密切联系,共同作用。同时,这一结果也反映出,红色故事对大学生有多大的影响力,关键就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出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精神。若主人公的社会地位较低,同时事迹完成难度较高,就会在大学生的认知中形成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显然更能够体现“为人所不能为”的精神,因此大学生便会对其给予更高的评价,进而受到其更大的影响。
(四)大学生对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程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红色故事中主人公的崇敬感,在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和叙事传输程度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目前关于广告营销、影视作品等方面的研究表明,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产生的积极情绪及认同感往往是故事影响被试的重要中介变量。而根据崇敬感的定义,在红色故事当中,这两个因素能够同时通过被试对主人公的崇敬感进行表达,即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的崇敬感可以同时包含对主人公的积极情绪与认同。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不仅再次支持了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的积极情绪和认同感的中介作用,而且证明了与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红色故事对大学生的影响是通过大学生对主人公的崇敬感实现的。本文原载于《教育科学》2024年第5期《红色故事中主人公“为人所不能为”的表现对大学生叙事传输的影响:崇敬感的中介作用》第30~36页,系2022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思政专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编号:L22BSZ034)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唐晓彤
校对:张玉萍
审核: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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