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中国成立：“海内--潮汕、海外--潮汕”局面真正形成

小盛手机智库 2024-12-14 7 576

【本文是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搜狐汕头打造的《汕头城市名片》系列文章。】

围绕汕头的标签，绕不过的就是“华侨”。汕头现有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这是一支极为宝贵的重要力量。经济特区建立40年以来，汕头因侨而立的底色从未改变。汕头的发展，离不开海外侨胞的有力襄助。

“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依托侨乡优势，汕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特区、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中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强调，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

和美侨乡，汕头的华侨历史由来已久。本文我们来重走汕头华侨文化的发展轨迹，在历史长河中品味汕头“侨乡”这一金字招牌。

“华侨”一词的出现，大概在19世纪末，但潮人在境外的移民活动，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主要是出洋贸易为主。

正史中第一次涉及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记录，来自《隋书》，即隋大业六年“陈稜义安浮海击流求”军事行动的记载。“流求”指台湾，“义安”其府治在潮州。从史料可看出，隋朝时期，潮汕地区人口已熟悉一些通航海外的交通线，并与台湾土著有民间贸易往来，也有潮汕地区人口抵台。

唐代之后，潮汕地区被视为岭南大郡，并且潮州港、凤岭港都在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观点认为潮人下南洋便是始于唐代，如《汕头市志·华侨》所记载：“唐代潮州（海阳），外国船舶已有到潮州口岸停泊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暹罗（泰国）。”但由于其未列依据，所以一般认为，至宋元两代，以东南亚为首选目标的移民活动拉开序幕。

宋元时期，由于频繁的对外交往，使此时期海外移民的机会增多，但移民总数尚不很多。随着两宋时期航海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促进了远洋航线的开辟，可直航至东亚、东南亚，如“潮州--登州”航线就延伸至东亚。

在宋代，潮汕地区的纺织品、瓷器等外销行业已颇为发达。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杨式挺于1993年访问日本，在东京、大颐等地参观，看到一些在当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与宋代潮州窑同类产品极其相似。这可佐证潮汕的东亚航线早就存在，此时已趋成熟。此外，“吉阳军--潮州”航线延伸至安南、南洋；“潮州--交趾”航线延伸至南洋。

宋代出现的新词“住蕃”是指海外贸易当年不回国者，有的甚至是十年不回，这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移居”的意思，也不背离现代意义上的“华侨”定义。

除了因商贸移居外，也有因政治、社会动乱等原因而出洋的。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曾在潮闽地区征调两万壮丁组成海战队远征爪哇。远征失败后，士兵散居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其中也有不少潮人。

据有关记载估算，宋元两代到南洋定居的潮人约近万人，主要侨居地是吕宋、真腊、暹罗、占城、三佛齐、爪哇等地。《汕头市志·华侨》载：“宋元两朝...随着对外贸易的往来，有一部分潮汕人在通商之国居留下来。”

所以，宋元年间已揭开了潮汕境外大规模移民活动的序幕。

到了明代，潮汕海洋商业文化已然形成，南澳岛甚至成为中国的私商交易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明代中后期产生了潮人大量移居海外的现象。由于大时代背景下的海禁政策，促使了不少潮人一去不返，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海外移民”。

为防“倭寇”和张士诚、方国珍残部，明朝初年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沿海百姓迫于生计，常偷偷出海，海上私家贸易悄然崛起，至嘉靖年间，已初具规模。其中，澄海人林道乾因海上走私贸易，为朝廷所不容，聚众与官军抗衡三十多年，最后率所部二千余众定居北大年港（今泰国南部），任掌管该港客长。当地人称北大年港为“道乾港”。除了林道乾外，张琏、林凤等海上武装商贸集团都是中国华侨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

1949年12月，在新加坡淡申律义顺村附近发现一古墓，碑上镌有“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右边刻有“达豪赤港乡”（“达豪”即达濠）。达濠程朝元在新加坡的坟墓，是迄今为止东南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潮汕华侨的坟墓。此墓的发现表明，至迟在明代便有潮汕人前往新马谋生，并且终老新加坡。

明代的移民，不再仅仅只是商人，各商贸集团还包括武装人员、工匠及其他技术人员。这个时期的移民，为清代以后大量的规模化移民潮奠定了基础。

清初由于延续了明末的动乱状态，并且受郑成功复台据台以潮汕地区为抗清前线等因素，直接催生了潮人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主要来自从军征战以及“掳掠”，后随附台湾。人数之多，保守估计不下数万。除了移居台湾，也有一些谋求“反清复明”而二次移民东南亚的。

清朝平台之后，海禁有所松弛，加速了潮人出海贸易的步伐及伴随而来的移民活动。清代开海（1684）至汕头开埠（1860）前的这段时间里，潮汕地区逐渐出现规模空前的海外移民浪潮，移民数量不下百万。据载，仅1782年至1868年，乘红头船移民暹罗的即达一百五十万人。除暹罗外，潮人移民主要还分布在交趾、高棉、马来半岛、爪哇、婆罗洲等地。

继康熙二十四年（1685）创设粤海关后，潮州府辖地亦设庵埠海关总口。潮汕地区海港商贸日益兴盛，潮州府在澄海设立五个税口。这时，樟林港初步形成，为潮汕境外移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樟林港乘船“过番”的越来越多，樟林港的百余年辉煌，由此开始。与樟林港相始终的是红头船。雍正初年开始建造的双桅红头船，船体大，载重量也大，起到了远航南洋无可替代的作用。

雍正二年（1724）开始实施的中暹大米贸易，让潮汕地区与暹罗的交往空前频繁，也促使更多潮人移居暹罗。《广东省志》称：“潮汕地区在对暹贸易中走在前头，澄海县的樟林港很快便成为潮汕地区同暹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在暹罗华侨中，潮州人人数逐步占了优势。”

潮人暹罗移民高峰期除了受中暹大米贸易开展的因素外，也与潮裔郑信（澄海人）执政于暹罗吞武里王朝（1769-1782）有关。当时的潮人被理解为“皇族华人”，在当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更促成了大量的潮人移民进入，他们大多留驻当地，继续贸易。郑信执政后期，暹罗出口大米的政策已经取消，却促进了其他货物的出入口和转口贸易，双方贸易内容更为丰富，规模也更为庞大。

除了在暹罗形成潮人移民社会外，潮人这个时期的移民也有以暹罗为相对中心延伸的。比如，香港开埠时，久居暹罗的潮商就挟资入港，先后成立首二家南北行，南北行贸易是香港早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他东南亚各国，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地也出现了潮人移民社会。

1860年汕头开埠至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产生了规模空前的潮人海外移民潮，“海内--潮汕、海外--潮汕”局面真正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清政府被迫承认了华工出洋的合法化；另一方面，潮汕地区人民的贫困进一步引发了近代潮汕境外移民浪潮的出现。所以，除了传统的自由移民外，潮汕地区还出现了一批批的“契约华工”。

契约移民的输出，是形成现在海外华人社会的主因，而汕头港是契约移民输出的主要港口。妈屿岛是当时华工出洋的集中点。当时的契约华工被蔑称为“猪仔”或“苦力”，他们被贩运出洋，途中受尽折磨，到美洲、非洲、澳洲和东南亚等地后，从事开矿、修路、垦荒、橡胶种植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据载，仅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八年（1847-1858），从汕头诱掠出洋的苦力就有四万人。

公开从事苦力贩运活动的招工馆所被称为“猪仔行”（亦称咕哩行、客头行），至光绪二年（1876），汕头仅这种“猪仔行”就多达二三十家。美英合资创办的德记洋行是现见材料中最早设立的公开招工机构。从1888年起，荷兰成为购买契约华工的最大主顾。荷兰日里种植园主协会在汕头开办的“元兴洋行”，也是贩卖华工的主要机构。

民国成立后，契约移民依然是合法的，但卖猪仔行为，则被严厉打击。民国政府将华工出国事务交由特派汕头交涉员公署办理。民国十八年（1929）下半年，特派汕头交涉员公署裁撤，此时，卖猪仔行为也已在潮汕地区消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决议成立汕头侨务处，管理华侨出国事务。

契约劳工衰落后，向境外的自由移民在潮汕仍然持续发展，或是为了谋求生路，或是为了躲避战乱。

近现代潮汕境外移民计有三次浪潮。第一次为汕头开埠至辛亥革命时期。据估算，同治三年至宜统三年（1864-1911），潮汕人远涉重洋谋生的约有294万人。第二次为民国十六年(1927）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害人士纷纷出洋避难。据统计，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04-1935）由汕头出洋的多达298万人。第三次在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由于潮汕沦陷期间，对外交通阻断，故抗战一结束，潮人便纷纷出洋投亲靠友，谋求生计。据有关资料，仅1948年1月至11月在汕头侨务局办理出国手续的就达57628人，这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各口岸中居第一位。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战乱，潮汕境外移民的人数也较多，仅移入泰国的就达26万人。

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潮人已经达到400万。泰国是海外潮人最为集中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越南、印尼也是潮人移民较多的国家。这个阶段，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更是潮人云集，尤其是香港，潮人社团涌现，潮人社区形成，商业巨子迭出，各界名人多有。他们在本土之外，为港澳台的社会建设、城市发展添砖加瓦，并与当地人民携手创造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政治经济封锁，也严格限制华人入境，所以实际上移民人数并不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出国留学、经商、务工人员比以往大大增多，但仍然受到移居地所要求的条件和名额限制，人数仍不多。

与华侨相伴而生的就是“侨批”。批，在潮汕话中是“书信”的意思，民间将侨批称为“番批”。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属家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是富有情感的金融产品，具有“银信合一”的特征，蕴含着忠义孝悌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是“信而有征”“无征不信”的生动诠释。

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在申报的16万件收藏量的“中国侨批”中，汕头侨批文物馆的收藏量占64%，为“中国侨批”成功申遗作出了重要贡献。汕头侨批文物馆建于2004年，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2013年搬迁至外马路18号，馆藏侨批12万余封，展现了华侨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及其勇于开拓、守信重义、爱乡爱国的精神。

近代-新中国成立：“海内--潮汕、海外--潮汕”局面真正形成

“侨批是我们上百万、上千万华侨在海外艰苦奋斗的历程记录，是一个血泪的记录”。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理事长王炜中如是说。

侨批是维系海内外亲人的感情纽带。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于潮汕人来说，乡愁则是一封封侨批，寄托着两地相思之情。

侨批也是侨眷的经济“生命线”，体现了潮汕华侨“尽心竭力，责无旁贷”的宗亲义务。老一辈潮汕人听到“批到”，就意味着“钱到了”。潮汕地区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为生的民众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五十，不少乡村则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

此外，侨批还为潮汕地区解决外贸逆差问题，为保持外汇平衡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为侨胞报效桑梓、支持祖国的正义事业提供了方便。

侨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类内容是“回头批”报平安，也称“平安批”，其意首先在于报平安，其次在于践行接济家属的承诺，无论钱多钱少，都要寄一点回家。

第二类内容是分发批款。除了日常赡家之款和祝寿、援急之类的专用款，所有批信，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详列所寄批款拟赠的具体人、具体数目。宗法血缘、嫡庶亲疏、尊卑长幼，始终作为获取批款的唯一标准，贯穿于分款程序之中。

第三类内容是诉说寄者异地谋生的艰辛但发自内心对家乡亲人责无旁贷的明确表示，以及收者对异乡亲人的期望与依赖。

第四类内容就是体现身在异乡他国的华侨华人的故土情结。潮人们虽然身处异乡，但他们始终抱着挣钱回乡的信念，“买舟归梓”的愿望是他们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奋斗的支撑。

潮汕侨批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水客递送。所谓“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海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和小宗物品，并为侨胞眷属捎带回批或简单附言的人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水客最盛的时期，仅在汕头就有水客800人以上，20世纪30年代还成立了汕头“南洋水客联合会”。

侨批业的第二阶段是批局经营。随着潮汕地区出洋人数不断增加，水客承接侨批的能力已适应不了新的需求。为此，较有积蓄的侨胞或托寄大宗款项的侨户便改为自派专人携带回乡，同时递送亲人集中托寄的大额批款。这些承办侨批业务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型。

作为民营特殊金融机构，侨批局相比水客具有递送时间短、资费廉宜、更讲信用、有固定的局址可跟进查询等明显优势，成为了侨批业的主力。批局经营共经历一百五十多年。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有131家。在邮信金融机构成立之后，当年侨批通过邮政寄入，由各批局员工前往领取，再向中国银行结汇。

侨批业的第三阶段是银行统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侨批业扩大收汇业务，仅1952年，潮汕收发侨批就有138.8万封。1956之后，侨批局经历了一系列的整合管理，到1973年国务院指示“侨批业应归口银行”，往后侨批业务，改由中国银行办理。

振盛兴批局后人曾益奋表示，他的父亲1899年在泰国、汕头市区和家乡澄海渡头村，三个地方同时开办了一个“振盛兴批局”，这个批局的创办和经营用了三代人的心血，一共办了80年，久盛不衰。曾益奋说道：“我父亲在全盛的时候，在泰国、香港、汕头创办了很多产业，但一辈子心血都放在批局。他懂得这个侨批的钱得来不容易，家乡的侨眷依靠这个来生活的，所以他认为我能够充当这个使者，觉得心满意足，他愿意把其他产业所赚的钱都来投放到这里来，完成他一个爱国爱家乡的一个情怀。”

侨批经历了清代、民国、新中国几个时期，前后约一个半世纪，反映了水客、批局、邮政、银行等揽收侨批过程中相互协作的痕迹，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潮汕侨批诉述翔实、系统性强，具有原始性、唯一性的档案性质，因此，国际汉学家饶宗颐教授称它为“海邦剩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潮汕侨批业始终坚持以诚信为立业之本，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吞批款或丢失批信的情事。即使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潮汕沦陷，海上交通中断的情况下，侨批局从业人员仍坚持诚信执业，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高山险隘，曲折迂回，开辟陆上新的汇路，想方设法将侨批送到侨眷手里，充分体现了笃诚守信的精神。

潮商扬名海内外，跟华侨的发展息息相关。移居海外之后，为求生存发展计，潮人刻苦耐劳、精明勤俭、团结拼搏的特质得到了更加完好的发挥。19世纪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及东南亚各地已出现一批批事业发达、驰名中外的潮籍侨胞。二战结束后，香港、东南亚和欧美、澳洲等地，大批潮汕华侨在各个领域各领风骚。

潮人华侨不仅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心系桑梓、心系祖国，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

近代，许多潮汕海外侨胞积极到家乡投资兴办实业，汕头市市政建设大部分是华侨独资或集资兴建的。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海外潮籍实业家反哺家乡更是蔚然成风，成为投资和支援特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区汕头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华侨华人。

“侨资侨力对这块土地的影响就像空气一样，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汕头市侨务局局长李鸿钊介绍说。

从上述潮汕华侨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东南亚尤其泰国，是潮人移民最早且集中的地方。泰国潮籍华侨的人数，约占泰华总人数的80%，极大促进了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陈慈簧（1843-1921），祖籍澄海隆都前美村。同治年间移居泰国，1871年在曼谷创设陈簧利行，以经营出入口贸易及碾米业、船务、银庄而成为富商巨贾。至“二战”前，其家族共有近二十个商号，分布在中国的香港、汕头和新加坡、越南西贡，曾被列为泰华八大集团之首。

陈慈黉是老一辈潮籍华侨在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先驱之一。他慷慨出资，前后筑桥修路，改善交通状况，以方便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顺畅；带头捐资疏浚沟渠用以帮助农民灌溉，以保收成；兴办学校，让适龄学童都能免费就读。由他独资创办的隆都前美乡成德学校，是粤东地区最早的侨办学校。陈慈黉故居凝聚了潮汕民居的建筑特色，至今是汕头著名的民居建筑与旅游胜地。

1927年至1933年，是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汕头侨乡的全盛时期。仅陈慈簧创办的簧利公司，就独资在汕头市新建楼房四百余座。另据1959年汕头市房地产管理局统计，当时汕头市有房屋四干多幢，其中华侨的产权约有二干多幢，占50%以上，大部分是海外潮人在1929年至1932年投资兴建的。

泰国华侨高绳芝（祖籍澄海）自1906年起，带头投资并在海内外招股，创办了汕头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汕头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等，1914年3月开始向居民、工商用户供水。还于1909年投资2万银元，架设汕头至澄海的电话线，并于1911年扩大投资，创办汕澄电话公司，对于加快汕头市政建设贡献良多。另外，高绳芝积极参与反清活动，捐款支持丁未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及潮汕光复。辛亥汕头光复后被推为民政长、全潮民政财政长。民国十七年（1928），汕头市政府特建亭于中山公园以纪念之。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潮汕海外侨胞在汕头投资创办的民用工厂近二十家，推动了当时汕头民族工业的发展。

此外，潮籍境外华侨还踊跃投资支持发展家乡的交通运输业。在汕头开埠前后数十年间，泰国陈黉利行创始人陈焕荣、原籍澄海隆都前埔村的泰国潮人许必济等，都经营“红头船”海上航运业；20世纪初期至抗日战争前，境外潮人先后创办十多家与潮汕海运有密切关系的轮船（船务）公司，都有轮船航行于汕头至东南亚等地之间，客运和货运兼营，使当时潮汕的海上运输相当发达。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募捐筹款和捐献物品是境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共同行动。陈慈黉的孙子陈守明从香港簧利栈划拨1000吨大米支援祖国抗日。1939年他又捐“国币”85万元作为抗日军费。1940年他出资在重庆组织华西垦殖公司，以便筹集抗日战区物资供应。除了个人捐献救国巨款，他还出资派遣泰文和中文报记者赴中国战地，真实报道抗战情况，广为宣传。他又曾出资举办体育义赛，将收入全部捐献给祖国。

另外，泰国著名潮籍侨领廖公圃（祖籍澄海）、蚁光炎（祖籍澄海）、郑子彬（祖籍潮阳）等共同发起组建了劝募公债暹罗分会，积极推销抗日救国公债并进行募捐活动，共筹集六百多万元，全部作为捐款支援祖国抗战。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潮籍华侨也突破传统的帮派观念，各阶层团结一致，成立南洋筹赈总会和抗日救国会（1937.8.15），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筹赈和抗日宣传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潮汕境外侨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积极投资汕头工业生产建设项目，促进汕头的恢复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前后，汕头市兴办了华侨糖厂、华侨橡胶厂、华侨针织厂等一批华侨投资的工业企业，为汕头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文教事业方面，境外潮人把在家乡兴学的行动同支持新中国建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独资或集资在家乡创办中小学校。1950年，在境外乡亲的支持和赞助下，汕头将私立的海滨中学改为汕头市华侨中学。

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著名的侨乡，引入华侨是汕头作为经济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侨资侨智纷纷涌入，潮汕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无论是到家乡投资兴办事业，还是捐资办学、发展慈善公益事业都贡献了巨大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40年来，汕头累计利用侨资近百亿美元，华侨捐资办公益事业也达到近百亿人民币。

在汕头特区还未正式成立时，泰国正大集团总裁、汕头籍华侨谢国民在著名爱国侨领庄世平的热情相邀下，就建立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汕头地毯厂。1982年，正大集团在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谢易初家族先后在汕头兴办了汕头正大体育馆、谢易初中学、澄海华侨中学、易初科技馆、汕头市第二中学教学楼等。

李嘉诚是汕头发展的杰出贡献者，他参与的汕头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深汕高速公路东段、汕头海湾大桥、发电厂、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安居工程等。

而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对汕头大学创立至今的贡献，他把办好汕头大学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1981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李嘉诚首期投入3000万港元支持建设，汕头大学于1983年正式招生。汕头大学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重任，书院制、学分制、CDIO工程教育、全球引才，结出累累硕果。截止目前，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款已超过100亿港元。

在捐资兴办医院方面，李嘉诚也不遗余力。不仅捐巨资兴建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二医院，兴办精神卫生中心和汕头国际眼科中心，还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全国21所重点医院开展医疗扶贫和“宁养”服务。1998年11月，在汕头大学医学院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机构，由李嘉诚定名为“宁养院”，免费登门为贫困癌症病人服务。截至2020年6月30日，李嘉诚基金会累计捐款逾7.8亿元人民币，前后共资助30多家医院成立宁养院，分布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年服务患者约1.6万人，总服务患者逾21万人，累计服务超过307.5万人次。

在汕头，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林百欣。改革开放后，他在汕头市捐资3亿多元兴建了汕头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林百欣科技中专、林百欣中学和潮阳林百欣中学、林余宝珠学校等一大批社会公益事业。2002年，林百欣得知潮南区井都镇群众迫切希望解决“饮水难”问题时，立即捐资350万元建设“井都百欣宝珠水厂”，解决了井都镇8万多人的“饮水难”问题。2004年，他又慷慨解囊，捐资4000万元支持汕头图书馆新馆的续建工程。庄世平对他生前义举用“为善最乐，永不言休”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泰国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主席陈世贤（祖籍潮阳）在汕头特区创立伊始，即购置龙湖号客轮，航行于汕港之间。之后，捐建谢慧如潮剧艺术中心世贤伊梨楼、汕头一中世贤伊梨楼、汕头二医院住院楼、揭阳报社大楼、潮阳华侨中学、幼儿园、潮安东三小学等，并倡仪设立振兴潮剧委员会、潮汕贫困地区助教、助学基金会，并襄赞治安、拯济孤危。

作为香港知名侨领，刘思仁（祖籍潮阳）响应祖国改革开放号召，第一批回乡投资。除了捐助汕头市潮汕体育馆、汕头一中、澄海小学、潮阳金溪小学及中学的建设外，还捐款资助潮阳中医院、峡山医院、和平医院的建设，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有突出贡献。

泰国陈弼臣（祖籍潮南）家族先后捐资4760万元，兴建了峡山学校、汕头聿怀中学有汉楼、有汉科学馆、有汉文化中心等。

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仅潮阳，侨捐教育资金累计近8亿元。1995年，当年31岁的旅港同胞黄丕通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毅然捐资5000万元支持潮阳区创办黄图盛中学；南粤慈善家郑开德捐资2.6亿元创办金堡中学；潮阳区政协名誉主席、香港力嘉集团董事长马伟武、董事总经理马余雄投资8千万元兴建力嘉中学；旅澳侨胞郑志才斥资1400多万元建设改善城南中学办学条件等等。

“奖掖潮汕佳子弟，造就银河摘星人”。在支持潮汕地区的文教事业上，旅外乡亲还捐款资助设立“潮汕星河奖”，奖励在品德、学业、科技、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潮汕优秀青少年，使之成为振兴中华、建设潮汕、造福社会的优秀人才。

此外，在筹赈救灾上，海外华侨更是踊跃捐款捐物，帮助家乡抗灾和重建家园，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深厚亲情。

2006年初夏，台风“珍珠”袭击潮汕大地。在汕头市举行的赈灾募捐晚会上，仅旅港乡亲、深圳金光华集团董事长李亚鹤（祖籍潮南），就独力捐助500万元。紧接着潮汕又受强台风“碧丽斯”和“格美”的严重影响。7月30日，李嘉诚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帮助受灾乡亲重建家园，因灾无家可归的乡亲每户均获2500元的资助。

2018年8月，连续暴雨让潮阳潮南严重受灾，牵动着广大潮籍乡亲的心。据不完全统计，港澳海外潮藉社团及知名人士捐款约1300多万元，助力家乡抗灾复产工作。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2014年，汕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规划面积达480平方公里，被赋予“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重任。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以“侨”和“文化”为特色的国家级发展平台。

40年前，特区在1.6平方公里的滩涂上开荒拓土。如今，汕头围海造地28.82平方公里，在华侨试验区正以更大的力度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特区”到“华侨试验区”，汕头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创业”。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4日举行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汕头市市长郑剑戈表示，6年来，试验区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00多亿元，全国首个具有华侨特色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华侨板”、广东华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规模达200亿元的华侨产业母基金等平台落地运营，已成为中国最大“侨梦苑”和新侨创新创业基地。接下来，汕头将以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加大体制机制创新，把试验区打造成为汇聚侨资侨智的重大开放平台。

加大体制机制创新，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据介绍，华侨试验区推行的“一工作日审批制”，比当年特区“24小时答复制度”更进一步。明园汕头国际科创金融城项目从洽谈到落地用了不到4个月，华润集团注册股权投资基金仅用了3个小时就拿到了执照，潮商中心大厦项目从接手、申报到挂牌工作在12天内全部完成。

宝能集团汕头公司投资的泰盛科技园占地面积达251亩，商务写字楼区域预计2020年底可投入使用。该公司总经理吴伟雄表示，试验区管委会对企业的服务工作热情高效，“比如在材料齐全前提下，施工许可证一两天内就能批下来，确保了项目建设进度。”

在招商引资方面，试验区也按下“快进键”，搜狗人工智能公司已在试验区注册落户，推动智能应用场景落地；阿里巴巴“推城出新”中国内地首站在试验区启动，合力打造“玩美之城”，助推汕头制造产业数字化探索进程。

另外，试验区联侨聚侨取得新突破，获批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侨梦苑”，一批侨资企业相继落户试验区。引才聚才初见成效，设立了人才大厦，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到试验区工作就业。创新创业取得新进展，获批全国双创示范基地，清华大学启迪之星等一批国家级孵化器入驻。

今年6月，省发改委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集中推出24条涵盖广、措施实的政策，提出了对华侨试验区简政放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创建区域人才发展高地、开展华侨华人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强化土地管理和用地保障、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等重点支持措施。

相信在强大的政策扶持下，试验区将营造“安商”好环境，传播“同心”潮文化，更好发挥侨乡优势，擦亮“侨”招牌，激活新生代华人对家乡的文化共鸣，推动汕头特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汕头，百载商埠，楼船万国，侨通四海，走出了以侨为桥的对外开放之路。新时期汕头特区扩大开放，立足侨乡、打好“侨”牌，定会演绎新精彩“侨”段。

参考资料：

《潮汕华侨史》——李宏新著

《潮汕华侨历史文化图录》——黄赞发、陈桂源著

央视网：《习近平广东行丨一纸侨批两地相思——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

央视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时代勇立潮头奋发有为》

南方日报：《潮涌汕头：从龙湖荒地到华侨试验区》

央视新闻客户端：《广东之行第二天，习近平为何赴汕头考察》

新华社：《广东汕头华侨试验区谱写侨乡开放新篇章》

中国新闻网：《广东出台<意见>支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发展》

南方+：《心系汕头“两潮”灾情，港澳侨胞捐资1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