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川有天下人

秋天的银川，黄河岸贺兰段一片金色，成片的水稻已经开镰收割，好一派塞上江南的景色。（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5日《南方周末》） 张贤亮在书中回忆起初到宁夏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农业劳动……洋溢着原始的淳朴。” 包括张贤亮在内，这些各地移民是如何在银川平原上落地生根的？让我们追溯前尘，讲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 如今，石小元已过耳顺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仍不无感慨。1958年，他随父母从北京来到银川，至今记得火车停靠在银川站时的情景：窗外没有站台，只有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 1958年9月22日，遵照文化部的指示，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由北京迁至银川，成立宁夏京剧团。石小元的父亲石天是当年的第一任团长。中国京剧院四团，又称“老四团”，麾下有李鸣盛、班世超、殷元和等京剧名角。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们曾以《闹龙宫》一剧获得舞蹈一等奖，许多演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 几十年后，这些人的子女大都留在了银川，过着普通银川市民的生活。退休前，石小元是宁夏京剧团的副团长，妻子则在老年大学教京剧班。家中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宁夏京剧团演出的照片，有些已经微微泛黄。 “前两天刚刚送走班世超先生。”石小元面色凝重地说。班世超，富连成科班出身，曾随李少春、梅兰芳演出，驰名京津沪。随中国京剧四团来到宁夏后，先后在石嘴山京剧团和宁夏京剧团工作。 “可以说，当年支宁的那批老艺术家基本都不在了，”石小元说。 当年与中国京剧院四团一起支宁的还有歌舞团、话剧团和杂技团等。除了一些秦腔戏班子，宁夏如今上规模的文艺团体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支宁的产物。银川市文化东街上曾有一座大杂院，被当地人称为“文化大院”。里面住的都是支宁文艺团体的演员。对石小元来说，每天清晨，吊嗓子、练声、压腿、翻筋斗的场景，伴随着他的大半生。 老城西南角有个上海新村 与石小元一样，今天很多的银川本地人都是父母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或自治区成立前移民来的。当时，为了发展宁夏，国家不仅动员解放军就地转业、复原，还有计划、有组织地抽调大批干部、职工来到宁夏。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卷》统计，仅1950-1957年，平均每年就有3.6万人迁入宁夏，这其中迁移到银川的人口占了绝大部分。 位于银川老城区西南角的“上海新村”是当年上海移民的聚居群落。在这片多少有些破落的老小区周边，至今能看到旗袍店、杭帮菜和乡谣酒吧。小区里还有操着上海话的老人，经过一爿改衣服的小店，让人恍然以为走在上海闸北的老城区里。 1958年11月，8岁的孙永保随母亲徐旭英从上海来到银川。徐旭英是上海五金厂的职工，为帮助宁夏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决定将一批厂矿整体搬迁到宁夏，徐旭英就是随厂搬迁的一员。 几十年的日子宛如一梦，直到晚年，徐旭英才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银川的土地上。不过对于在银川长大的孙永保来说，偏僻的银川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上海滩更像是故乡了。 小时候，孙永保常去唐徕渠陌上玩，在那里朝东望去，银川城尽收眼底：沧桑雄浑的西塔和北塔，高高矗立在城西和城北。坐落在城郭四周的是四个城门楼，维系着断断续续、忽隐忽现的黄色土城墙，形成了东西长方形的银川城的轮廓。一片片一排排拥挤在城中和散落在城墙外的灰黄色屋顶，是商铺和民宅，而镶嵌在银川城西南角上的一大片土黄色房舍就是上海支宁人的新家——上海新村。 《银川晚报》记者李振文说，在一个大西北城市里，出现这样一个地名，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如今，只有年纪大点的老银川人，还能给你说出它的来由。再年轻些的，就只能道听途说了。 “这恰恰说明，经过一代人时间的发展，移民已经与银川这座城市水乳交融了。”李振文说。 在银川，移民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沁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对本地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只有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才会注意到。比如，在银川的电台广播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讲上海口音普通话和一个讲银川口音普通话的人的对话。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本地人大都不会在意，然而却是当年大批上海移民到来造成的。移民带来了自己家乡的语言，而银川的本土语言也受到移民语言的影响。 首先是“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的出现。“宁大话”是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过渡性语言流派，它与自治区成立时的人口大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移民带着他们的乡音，与银川的方言发生了碰撞，必然对银川的方言产生影响。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他们在银川人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交流的需要，银川人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在银川方言的基础上学说普通话。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批移民身上还固执地保留着包括口音、饮食、生活方式和观念等方面的家乡文化特征，那么第一代移民与当地人或异乡人通婚的后代——第二代移民身上的特征已不那么显著。他们在继承父母一代的文化亲缘关系的同时，对多个区域的文化进行吸收，形成了第二代移民包容、开放的性格。 “按理说，我也算是‘红二代’呢！”一口地道银川话的出租车司机顾振坤调侃说。他的父亲顾景俊是山东临沂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来响应国家号召，转业至银川，成为宁夏工商局的干部。 顾振坤是在银川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先在银川市酒厂工作，下岗后用以前的积蓄买了辆桑塔纳，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兄弟姐妹四人都生活在银川。顾振坤娶了宁夏本地人，在铁路局工作的大哥则娶了上海支宁人的女儿。 “我嫂子一点上海话都不会讲了，”顾振坤说，“生活习惯上，我们也和银川本地人完全一样，一天两顿饭，喜欢吃烩肉片、炒糊饽。” 移民在银川落地生根后，他乡已是故乡。（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从羌戎之俗到塞北江南 在今天的银川，仍然有很多地名中带有“渠”字。比如，蜿蜒于银川市内的唐徕渠，两岸遍植旱柳树，渠中还有大片的荷花，不时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岸边悠然垂钓。唐徕渠是唐代开凿的引水渠，说明当时两岸皆是农田。然而如今唐徕渠的周边早已高楼林立，渠水本身亦不再用于灌溉。只有当年的名字保留下来，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揭示了银川之所以能够汇聚四海移民的重要原因。 在银川，引黄灌溉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黄河从腾格里大沙漠东南部边缘的沙坡头以西流入宁夏境内。由于宁夏地势平坦，水流平缓，西高东低，自流灌溉条件十分便利。从古代开始，人们就在银川平原上穿渠引水，灌溉农田，因此有了“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 因为灌溉便利和充足的水源，各朝各代均有移民开发银川的传统。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银川平原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始于秦朝，其目的是移民实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将匈奴人赶到了河套之外。蒙恬在河套黄河沿岸筑城屯驻，拉开了整个银川平原第一次移民开发的序幕，而开发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利用黄河水开渠灌溉。 汉武帝时代，卫青北击匈奴，取得河套以南肥沃富饶的土地。此后向银川平原的移民规模更大了。除了移民实边的目的外，还有安置灾民和贫民，以及军事屯垦的目的。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银川平原成为了可与关中相媲美的“新秦中”。到东汉时，银川平原所置北地郡已是“谷稼殷实，牛马街尾”，一派繁荣景象。 银川平原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首先大批匈奴族进入，随赫连夏政权的建立，先筑饮汗城，接着又改建成丽子园。随后，大批鲜卑族到此驻牧，随北魏政权的建立，又移民于此。这些移民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带来“羌戎之俗”的游牧文化，连贺兰山之名也是源于鲜卑的部落称谓。北魏一统黄河流域后，又将历下（今山东济南）一县之民迁到银川月牙湖乡一带，并设历城郡管理。 公元579年，北周破陈后，将江南民户两万和被俘的陈国将士两万人迁徙至银川平原屯田，从而一改前代移民多为“关东人”的传统，而变为以长江下游的“江南人”为主的移民。江南移民崇尚礼俗，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通过习俗相化，改变了原有的“羌戎之俗”，使银川平原成为了“塞北江南”。 另一方面，从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二百多年的战乱也使移民倒流，汉族内迁，银川平原的人口数量大为下降。直到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唐朝开明、宽厚的民族政策，以及带有民族自治性质的羁縻州府制度，众多游牧民族才再次被吸引到银川平原定居。先有突厥降户、铁勒九姓，后有回纥、党项、吐蕃，史籍列有部族名称者多达数十个。他们与汉民族共同生活，其子孙在唐诗中被称为“六蕃子弟”。 此后，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即今天的银川，与宋、辽、金相持189年。西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体，唐和五代时期已有不少部族移入，到北宋初期，更是大规模迁入银川平原，与汉、吐蕃、鞑靼等民族共同缔造了西夏文化。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后六征西夏，西夏王朝随之土崩瓦解。不过元廷也认识到银川平原的重要性。“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民谚，亦充分说明银川平原的地域优势在于水利。郭守敬费时两年，将原西夏五州地区的古渠十条、支渠六十八条全部修缮，可灌溉农田“九万余顷”，为接下来的移民垦殖创造了条件。 元、明、清三朝，除有蒙古族、满族大批移入外，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或随蒙元大军入华，或因经商、文化交流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与汉族通婚，在元末明初形成了中国的回族，其中一部分就在银川平原定居下来。 明初时，因北疆经常受到残元势力的侵扰，明朝从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一线修筑了万里长城，并分设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重镇”。银川平原地处北边要塞，自然成为明廷抗击蒙军南下的主要战场之一。宁夏的驻军官兵，全部来自内地。其中军官以安徽人、江苏人和浙江人为主，下级军士则大多来自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 直到清代，银川平原的大规模军垦、移民历史才告一段落。但因为摆脱了自古地属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传统战区的处境，银川平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发展迅速，人口也大幅增加。 民国时期，银川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的低增长。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留在了银川。1950年代以后，银川通过部队集体转业、知识青年支边、三线建设迁厂等形式接纳了大量移民。从1949年至今，银川的人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不足3万人增加到了216万，区划面积也从4.5平方公里发展到9555平方公里。 朝代兴盛，社会稳定，则移民流入；朝代衰落，战乱频发，则移民内迁——这已经成为银川移民史上的规律，而在很大程度上，移民的流入以及如何流入，又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行政力量息息相关。 从更开阔的角度讲，银川平原在自然条件上是农耕与游牧的交会带，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当气候变暖，农耕线北移，中原移民就会流入；而当气候变冷，游牧线南移，游牧民族就会随之南下。 在政治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共同涤荡下，银川平原乃至整个宁夏，成为了移民与少数民族的融汇之地。民国时代就有“宁夏有天下人，而天下无宁夏人”的说法。 饮食文化或许最能表现银川的融汇之态。在银川，东西南北的饮食方式几乎无所不有。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又经过改良，形成了各地人、各族人都能接受的口味。我们吃了一次四川火锅，发现辣度被大大降低，而汤料中加入了宁夏的枸杞和甘草，涮的则是盐池的滩羊肉。   宁夏沙湖位于银川市以北38公里处，有着湖水、沙山、芦苇、飞鸟、游鱼，融江南秀色与塞外壮美于一体。（视觉中国/图） 散落在北京之外的星星 从银川市区出发，沿109省道往东北方向走，新建的公路两侧是笔直的白杨树，在秋风中抖动。略显萧瑟的风景，仿佛时间也在随之倒流，渐渐回到了上世纪中的宁夏。三十多公里外的黄河滩上，有一个明显带有当时特色的机构——京星农牧场。这是宁夏唯一一个以农场形式保留的乡级行政机构。 如果说在银川市区，早年的移民已经汇入城市化的大潮，他们的后代也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那么在京星农牧场，多少还能看到一点当年的痕迹。上世纪50年代，黄河水患常常吞噬岸边的土地。北京移民刚到时，这里尚属于甘肃省银川专区。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片荒凉的土地，甚至没有地名。由于他们的到来，才起名“新建乡”。后又几经变动，改为“京星农牧场”。“京星”二字，取“散落在北京之外的星星”之意。 已经过了秋收时节，农场里一片沉寂。金黄色的稻田里，散落着大型农机捆好的稻草墩，准备运往饲料加工厂。路边是一致性的红砖房，间杂着有些破败的黄土坯房。除了风声，听不到任何声音，大地仿佛也在沉睡。直到明年春天来临前，这里都将保持这样的静谧。 1955年，先后8批，2300多名北京城区居民迁到了这里。如今65岁的王庚年是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组织市民支援大西北，王庚年的父母听说银川紧靠黄河，资源丰富，顿顿有大米、白面、黄河鲤鱼吃，就报了名。 “当时我们全家共有7口人：71岁的奶奶，40岁的父亲，32岁的母亲，10岁的哥哥王焕年，7岁的姐姐王兰琴，5岁的我，还有才四个多月，尚在母亲怀抱中吃奶的弟弟王宗年。”王庚年回忆说。 一家人从北京前门登上开往包头的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大篷卡车，穿过戈壁沙滩、丘陵刺丛，一路颠簸，两渡黄河，最后到了贺兰县东北方向的黄河滩。黄河滩上杂草丛生，黄沙遍地，很多移民大失所望，想返回北京。当时移民中最出名的，有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和儿子袁巨勋，齐白石的关门弟子韩致中，还有后来成为作家的张贤亮。 很多年后，张贤亮在书中回忆起初到宁夏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农业劳动……洋溢着原始的淳朴。” 当时的京星农场，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切都要自力更生。王庚年一家从此拉开了北京移民这个特殊群体从城市到边塞、由市民到农民地域和身份的转换。巨大的反差和劳作的辛苦，带给人们的是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 “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移民不懂怎么种田，”王庚年说，“加之后来取消了国家供应，移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在王庚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大都与吃有关。 “冬天时大人套上牲口拉着石滚子压稻子，我们几个小孩一有空就去场院上用小棍扒拉压进土里的稻粒，两三个小时才能抠出一捧稻粒来，那就欢喜得不得了。然后捧回家用砖搓掉稻皮炒着吃，感觉奇香无比。”王庚年说，“那时的饭碗都不用洗，因为吃完以后都舔得干干净净。” 京星农场的老一辈们曾经预言，农场子弟日后的嫁娶会是一大问题。由于农场经济发展缓慢，当地姑娘望而生畏，都不往来嫁；京星的姑娘不愿留在家里，绝大多数都嫁到了外面去。1977年，王庚年回河北老家找了对象，场里其他大龄青年最后都找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姑娘。 在漫长的银川移民史中，京星农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它远离尘嚣，离最近的贺兰县城也有几十里路，但这并不意味它完全疏离于时代风潮。 1980年，王庚年突然发现曾经的垦荒时代结束了。11月，京星农场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集体”“大锅饭”的旧体制。接着农业生产由以前的人耕牛种全部更新换代为机械化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相继购置了大中型农业机械，还有家庭买了联合收割机，从春耕播种到粮食入库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以前，小麦、水稻全凭人力收割，割倒了要晒干，再用搓好的绳子捆成捆，拉到场上堆成垛，才能脱粒。”王庚年说，“现在收割、脱粒、吹风工序一气呵成，和以前艰苦的劳动相差十万八千里。” 然而，还是有移民的后代陆续踏上了返京的道路。只不过父辈们离开的城市，已经变得遥远无比，不是那么轻易地让人居住了。更多的移民选择了搬到贺兰县城。他们在那里买房，找工作，只是偶尔才回农场看看。留在农场的孩子越来越少，京星小学取消了。现在住在农场的大多是像王庚年一样的老人。因为年轻人不会种田，大部分的田地都已经承包给了外面的耕种公司。 生活仍旧像普通的西北农村一样继续着，只不过比当年悠闲很多。还住在农场的老人们坐在自家院子里，坐在路边，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金黄色的稻田已经收割完毕，而黄河就在稻田的尽头流淌。 在晴朗的天气里，王庚年总是背着手，拾掇一下院子里的菜地，或者在农场的田野里转转。他有时也会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移民到这里，家族的命运将会怎样？风轻轻吹过，鸡犬声时时传来。他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搬家：离开故土，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