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革＂时曾是＂延川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军长

　　路遥仿佛真活着。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路遥再次成为文学焦点。在其生前师友曹谷溪看来,路遥的政治素养略高于他的文学素养。他原来的理想是要当职业政治家。但仕途上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于晓波 　　3月29日,首届路遥文学奖在青岛颁奖,来自各地的学者、专家参加颁奖礼,其中,有路遥生前的师友、路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路遥研究》主编、著名诗人曹谷溪先生。3月29日和3月30日,曹谷溪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跟曹谷溪先生相处两天,感觉这位74岁的作家烟瘾特大,跟路遥一样。我看过路遥好多照片,几乎每张照片上,手里都夹着烟。曹先生说:“路遥是我文学朋友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也是烟友,烟瘾戒不了。我给你们说路遥,三天三夜都不重复,故事多了。” 　　曾经的敌人,一生的朋友 　　在吞云吐雾中,曹谷溪拉开了思绪。 　　曹谷溪比路遥大8岁,路遥家在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曹谷溪家在清涧县郝家焉乡的郭家嘴村,相距不远。由于家贫,7岁时路遥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伯父抚养。 　　曹谷溪跟路遥接触是1969年。“在‘文革’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县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军长,时年18岁,大联合时,又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担任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在县里,那可是红人。我呢,1965年,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延川,我是惟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人,也是惟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是彭、周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 　　当年,曹谷溪遭到路遥所在的造反派组织的审讯、拷打、囚禁。可以说,他们是敌人、仇人。 　　1970年,曹谷溪被释放出来后,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当通讯干事。也就在这时,路遥的副主任职务被免。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曹谷溪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曹谷溪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路遥当着曹谷溪的面哭了。 　　就在路遥处于低谷之时,曹谷溪接纳了他。他对路遥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 　　路遥后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廖。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 　　仕途失落,唤醒“作家梦” 　　从一个官员一撸到底,路遥又回到他出生的山村,就跟后来他写的《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落差太大,他难以排解心中的痛苦。 　　曹谷溪说:“1970年春天,路遥的干姐姐刘凤梅(其父亲刘俊宽和路遥的伯父是结拜兄弟)告诉我,有一次她回家见到路遥穿一身白衣服,腰里扎一根麻绳。问他给谁戴孝?他说,给自己戴孝。以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苦闷,这事令人心痛。” 　　在曹谷溪看来,路遥的政治素养,略高于他的文学素养。他原来的理想不是要当作家,他要当职业政治家。但仕途上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当时,他名不叫“路遥”,叫“王卫国”。造反派的战友尊他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曹谷溪曾目睹过这样的大字报: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后来,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其中林彪有一个“死党”叫王维国。王卫国觉得名字不好,就改名叫“路遥”。 　　最初看到路遥的习作多是一些“顺口溜”。曹谷溪记得路遥给他一首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学大寨就要拼命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曹谷溪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以后,《延安通讯》上也发表过这首诗作。 　　可喜的是,路遥异常勤奋。虽回了农村,但三六九地带着习作,进城来找曹谷溪。为给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机会,曹谷溪以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他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和曹谷溪住一个窑洞,共用一张书桌。 　　当时,县革委会领导对曹谷溪培养文学骨干的活动非常支持。先后将永坪中学的语文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林达、陶正等创作骨干调进县城。后来,林达成为路遥的妻子。 　　在这个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下乡采访,一起研究稿件,举办诗歌朗诵和文艺晚会。路遥和陶正创作的歌剧《蟠龙坝》、路遥和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在城乡演出,大受好评；他们合作编著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发行二十八万八千册…… 　　曹谷溪说:“路遥原来是初中学生,不知道书该怎么读,什么书都读,饥不择食。我说书太多太多了,不能乱读。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读,读什么得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说我指导你读书,我给你想办法,你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研究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他的成长过程,他的生活。那时候,正是讲‘三突出’,我说,这不是唯一的法则,‘三突出’是一种方法,要向名著学习。读完这本书,我说你要读《牛虻》,研究人物的双重性,比如说,攻击红衣主教最激烈的是牛虻,维护红衣主教的还是牛虻。也就是内心有矛盾,他对那个人最爱最恨。然后研究《红与黑》,于连这个人怎样不择手段地向上流社会攀登,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等。又给他推荐托尔斯泰。”　 　　在延川那段日子,路遥好像是曹谷溪和曹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我们家生活的时间,都比在他两个家(生父、养父家)生活的时间都多。” 　　有一年除夕晚上,路遥跟妻子林达骑着自行车回到老家,吃一顿年夜饭,第二天早上,两人就骑自行车到曹谷溪家了。来了,就不走了,一直要等到春节收假,他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那时候,家里穷啊,我们的小孩都很反对,抱怨就这么一点好吃的,都给外来的婆姨吃了。路遥是要和我拉话。又在我那儿看书,本来按照陕北风俗,正月初一不能走亲戚,可路遥不管这一套,其实啊,他做事、写文章,什么都不按套路来。生活习性,也是反常态的,对他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曹谷溪是延川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他有苏俄等一大批小说,还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歌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路遥如获至宝。跟曹谷溪神侃完,走的时候就挟着几本名著。正像他后来穿棉袄一样,走到哪里热了,把棉袄脱下撂着,离开时记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时,才发觉棉袄丢了,就再买一件穿在身上,热了又脱到另一个地方忘了。就这样,一个冬天,他会三件五件地丢棉袄买棉袄。他随身挟带的书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袄,在哪里看完,这书就放到哪里,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曹谷溪一边心疼他的书,一边又为路遥的痴迷感到欣慰…… 　　不是天才,是“地才” 　　“路遥不是天才,是‘地才’。”曹谷溪说,“说路遥‘是地才’,是要说,他写东西,都是接地气的,有根有据的。他的想象力是建筑在黄土地上的。他为写小说,下得都是笨功夫。”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作了认真准备,他把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日报》,都翻了一个遍。“比如针对某一天,全国发生了什么,全省发生了什么,延安发生了什么,国外发生了什么。每个季度,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农民干什么活,都要做详细考察,事无巨细,现在谁还下这样的拙功夫?!” 　　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 　　曹谷溪也成为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所写的中学生背砖受苦的情节就是谷溪的经历,谷溪关于日本尿素的顺口溜也引用在路遥小说《青松与小红花》中:“公社来了大干部,身上穿的料子裤,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为书中主要人物的孙少平,以他的弟弟王天乐为原型,次要人物、诗人贾三的原型是曹谷溪。 　　曹谷溪还给路遥推荐了一些人物,比如田福军的原型。 　　“这个人叫冯文德,曾当过富县县委书记,第一个倡导在陕西搞生产责任制,后来成为延安地委副书记。田福军就以他为主要影子,生活作风也像,我1963年就跟他接触,这个人老叼个烟斗,很少刮脸,披着个大衣。这个人是我们延安真懂马列的人,读书很多,对路遥支持到咋个程度呢?路遥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没有路费,他自掏腰包5000块给路遥。但是田福军女儿田晓霞恋爱,那都是虚构的。”　 　　执着文学与遗憾人生 　　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 　　“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曹谷溪说,“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执著到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弟弟王天乐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路遥在童年时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己出,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路遥的养母要饭吃,供路遥进城上学…… 　　路遥早年的成长,都是养父用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路遥的父亲对路遥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什么事,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的什么亲戚,亲情关可重哩,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也要解决了……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 　　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甚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曹谷溪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如果路遥整天忙着办这些事儿,路遥还是路遥吗? 　　路遥是一位英雄 　　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和路遥的命运一样坎坷,路遥后来因为参加“文革”派系斗争,在推荐上陕西师范大学时,被拒绝,幸运的是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学习,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命运。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是先锋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被认为过时了。但路遥坚持自己的观点,决定用现实主义结构自己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写出后,发表都成了问题。有位著名评论家说,想不到曾经创作出《人生》的小说家路遥,写出了《平凡的世界》这样臭的作品。”曹谷溪说,“这让路遥很伤心。他说有些人根本不懂文学。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力推《平凡的世界》给听众,评论家的话语权就占主流了,作品就被扼杀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小说是著名播音员李野默播送的,叶咏梅是责任编辑。哎呀,那播得真好啊,那是艺术。” 　　评论家是按套路来研究,按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衡量作家作品。而路遥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他不吃这一套,坚持干他的,“路遥是一位英雄。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他是1992年8月6日,因肝硬化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 　　评论界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支持他的。“比方曾镇南,我和他在北戴河疗养的时候,我们住隔壁,他说,我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以为,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部小说,当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曹谷溪说,“有些学者研究路遥的结论,我不赞同,那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如果忽略了作家的情操、品格,和一个作家的使命感,你就说不清路遥。” 　　路遥文学奖的评选一开始遭到了路遥女儿路茗茗的反对,但曹谷溪选择来青岛,参加颁奖典礼。 　　曹谷溪说:“我认为路遥不仅是路茗茗的爸爸,他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属于人民大众,属于平凡的世界。如果有人利用路遥的名声来做一些不好的事儿,或者是搞的活动有损路遥声誉,我肯定反对,但这个奖没有伤害路遥,是鼓励作家像路遥一样写出有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品,我就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