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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映山红文艺论坛在江西婺源举行。本届论坛以“红色文艺的美学追求”为主题，来自北京及五省区的40余名文艺评论家和文艺评论工作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袁正领表示，文艺评论不仅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五省区都是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和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此次再度聚焦红色文艺创作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对激发新时代红色文艺创作活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举办第二届映山红文艺论坛，既是对上一届论坛成果的继承、巩固与发扬，也是在新的起点上对红色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对焦与推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叶青表示，聚焦红色文艺创作是映山红论坛最为鲜明的特色。红色文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蕴含着巨大精神力量。赣、桂、陕、鄂、贵等省区不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当代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论坛将始终聚焦红色文艺历史及当代实践，关注当代主流文艺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致力于探求红色文艺的精神内涵、美学意蕴、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
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柴永兴代表论坛联合主办单位致辞。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茅慧，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剧协副主席宋宝珍，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夏汉宁，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教授李震，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日报社副刊部主任李滇敏，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张甘霖，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陈爱中，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系主任、教授梁冬华，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王俊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咸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陈国和，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研究员李晶，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何嵩昱，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勇，广西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欧妙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发言。
茅慧从传统深远的“尽善尽美”——感性舞蹈里的理性之魂，缘事而发的真实美——在战火中炼就的关注现实生活的创作路向不断地赓续发扬光大，“大我”情怀的崇高美——舞蹈中英雄形象、人民群像的精神之光，千姿百态的融合美——语言风格不设限、实现创作自由四个方面解读了红色舞蹈之美。她认为红色舞蹈美学植根于几千年的中华乐舞文化传统，其枝干延伸至世界舞蹈之林，经暴风骤雨磨砺，受阳光雨露滋润，总是坚定地立足现实，努力地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美学气象，具有鲜明的美学辨识度和文化唯一性。
宋宝珍以《从湘江到遵义》《伟大征程》《香山之夜》《平凡的世界》《深海》等剧为例对新时代红色戏剧的主题立意与艺术探求进行分析。她认为，要创作好红色戏剧，首先要了解历史、还原历史，重现历史场域和时代精神。其二，要塑造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情怀、有气节、有风骨、有个性、可亲可敬可爱的英雄形象。其三，要尊重艺术规律，站在当代文化立场，探究历史真实，讲好中国近现代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其四，要善于捕捉素材，提炼加工成艺术的大器。其五，创作者的心灵与所塑造的人物要有一种灵魂的相知相契。其六，主题思想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显现，而不是喊口号。
夏汉宁说，对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评论，一直是江西评论界非常关注的视点，关注红色根据地的红色文学创作，亦为当下江西评论界十分重视的领域。
李震认为，中国红色文艺是多种美学基因的聚合。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中国民族民间审美趣味和西方某些艺术形式的审美方式，共同影响了中国红色文艺的审美形态。这种聚合从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的形成开始。如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本土化歌剧等，都是这些美学基因聚合的典范。在文艺思想层面，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文以载道观念、人民性与民本思想等的相通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方美学基因融合的重要基础。
李遇春认为，在百年中国红色文学谱系中，红色诗歌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关注的目光。他以“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为题，分析梳理了五个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以及从红色诗歌创作到红色诗歌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李滇敏以纪录片《国家相册》为例，分析红色题材纪录片的创新，她认为平凡的故事里藏着最多感动，要让照片“开口”说故事，让小人物讲述家国，用小切口讲述历史，把老主题讲出新意思，真诚是成就一部作品的关键。
张甘霖从庐山诗画传统艺术史溯源、庐山红色诗画的兴起与转向、庐山红色诗画审美特征、庐山红色诗画思考与影响等几方面分析了庐山红色诗画的艺术史转向与审美塑造。
陈爱中介绍了广西文艺家以湘江为意象创作的重要作品。他说，湘江是新时代广西红色文艺的重要发力点，以“湘江战役”为发力点的红色文艺作品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社会影响力大。
梁冬华解读了由广西艺术学院百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百米中国画长卷《八桂百年征程图》的叙事性创作特色，这幅作品以长卷的形式反映了广西百年党史峥嵘岁月和伟大成就。
王俊虎以陕西三代作家的创作为中心论述了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承传，认为陕西作家大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坚守与突破，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情结与强烈的底层写作意识。
何嵩昱以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为例论述红色文艺的守正创新：守史实之正，创内容之新；守观念之正，创叙事之新；守立场之正，创视角之新。
欧妙从纪录片《红色传奇》的审美特征角度探讨了当代红色文艺的审美追求。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当代红色文艺创作蓬勃开展，精品佳作不断涌现，为论坛提供了鲜活的话题和研究热点。论坛的持续举办对于红色文艺理论建设、红色文艺评论开展、红色文艺创作成果展示、红色文化普及等方面都将产生有力促进，对相关省区评协交流经验、协同合作，共同巩固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阵地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明确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化是唯一经历数千年演变发展，至今仍然生生不息，不断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的文化。文化传承及民族性格的课题全世界各学科领域都在深入研究，胸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应懂得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凝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百年来，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在展现出其自我革新、不断发展的能动性。中国传统历来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期待通过“文”来载道，以让社会发展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文心雕龙》开篇就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学、艺术除了是文艺家个人艺术才能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对社会的责任。红色文艺同样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红色文艺的社会功能是其现实主义精神的首要体现，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是以深厚的人文关怀作为思想灵魂，蕴含着崇高的审美理想。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敢于以历史为镜，敢于面向未来追求理想，始终相信社会的变革进步，肩负时代赋予文学艺术的责任。
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的创造性
红色文艺发展应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去预期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旧的路走不通，就要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启发民智，使广大人民从封建思想中走出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对旧的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德、思想等进行批判，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所谓的解放思想，是要解放桎梏人们的旧思想，倡导新的可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民主、进步的思想。李大钊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将新文学与“社会写实”联系起来，赋予新文学以现实性和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从发生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从革命、建设、改革，中国文艺的红色基因不断赓续，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步。从这个发端不难看出，红色文艺从基因里就是现实主义的，并且带着创新性思维。正如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一样，红色文艺从诞生之日就带有极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正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去粗存精，不断革新突破，让自己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现实主义精神强调大历史观
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中体现出了一种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只能产生在有着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当今中国。红色文艺作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更应该具有这样的大历史观。以贵州著名作家欧阳黔森的影视剧作为例。欧阳黔森的影视剧创作以一种作品、大众和创作者之间的对话逻辑为起点，探索不同类型故事元素的聚合，从类型表述的路径中生发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展现。例如在《雄关漫道》《二十四道拐》《伟大转折》这类的革命题材影视剧中，欧阳黔森对历史理性的认识始终与当下创作中的社会问题意识密切相连，让影视作品形成了作者风格鲜明的价值表达，作品本身聚合成一种有机的生命体，能够通过文本的互文和对话，提供给当前表述贵州、记录中国、想象未来的影像媒介。这一特点正是红色文艺现实主义精神的大历史观对作家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当代作家的例子，比如《人世间》。只有宏阔的视野才能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表述，只有具备大历史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熔化的银幕：红色电影的美学实践
在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有一种极为独特的电影类型，始终同我们的民族情感、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等有着绵密而内在的联系，它始终炽热而昂扬、铿锵而夺目，它就是红色电影。广义上，一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活动的电影都称作红色电影；狭义上，红色电影指的是发端于左翼电影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电影。学界一般将前者称为主旋律电影，将后者称为红色电影。就红色电影的美学实践而言，它内在地包含着如下特质。
首先是及物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是，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或如高尔基所言：“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情况，作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真实地”“赤裸裸地”并不是说电影仅仅机械僵化地复制或模仿现实，而是主动积极地展现生活的本质、现实的逻辑。因而，现实主义就应该具有发现现实、分析现实、反思现实的基本品格与面貌。同时，现实主义还应尽可能地提出某种新的逻辑与路径，来提供给我们建构一个更合理的或者说更合乎人性的世界的可能。同那些回避现实与苦难的娱乐电影有所不同，红色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有着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特质，就是它的及物性；通俗地说，就是让我们“看见”。这种看见大致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战争年代，《狂流》《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以直接介入生活的方式，使彼时的人们看见现实的真相，从而发动群众奋起反抗。一种是在那些看似岁月静好实则挑战不断的和平时代，红色电影如《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大决战》《建国大业》等，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激励我们铭记历史、奋发有为。
其次是一以贯之的崇高美学。朗基努斯指出：“崇高的风格乃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在康德看来，同停留在一般感性和知性层面的美不同，崇高是更为高级的理性概念的表现，它显示了人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伟大。席勒同样认为，崇高是艺术表现人类高尚的道德品质、审美理想，以及揭露社会现实丑恶现象的最有力的手段。在红色电影中，这种崇高美学就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精神的高扬，体现为“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性的彰显，体现为超越个人得失的伟大的道德实践，体现为耸立在银幕中心的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笔直而坚定的可敬可爱的身影。经由《董存瑞》《刘胡兰》 《上甘岭》《永不消逝的电波》《血战湘江》《狼牙山五壮士》等红色电影，那些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民族英雄形象被生动鲜活地塑造出来。正是他们，这些崇高的道德主体、这些成就大我的壮美生命，构筑了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的精神坐标。
最后是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早期红色电影，如左翼电影因其强烈的政治诉求——通过拍摄具有爱国进步意义和强烈现实关怀的电影来唤起民众的抗争精神，在艺术和美学上追求“多动作、少对白”的创作理念，要求镜头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情感真挚。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线性叙事来构建电影，突出真实性、当下性。这些电影强烈的生活气息、现实诉求，自然质朴的影像风格将大众的视线从当时逃避现实的神怪武侠片和鸳鸯蝴蝶片引向了破碎而严峻的现实。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执笔的《风云儿女》真实地再现了民族危亡背景下知识青年的觉醒与成长，反映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上映后，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可以说，这类美学风格的电影呼应着时代的需要，一经推出便被人民群众毫无保留地追捧。新时期以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逐步提高的审美要求，在多元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小花》《保密局的枪声》《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长津湖》《狙击手》等红色电影在叙事手法、类型融合、视觉效果等方面都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
总之，作为承载着民族意志的文化载体，红色电影对于编织我们的民族记忆，建构我们的价值谱系有着重要意义。纵观中国电影史，无论是就性质、面貌、服务对象，还是就其精神气韵和美学特征来说，红色电影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质与境界。红色电影的诞生与成长不在炮火和硝烟之外，而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熔炼出来的。它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崇高美学的内在品格、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使其始终作为一种主流电影，吸引着无数国人的目光。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此意义上，红色电影的美学实践也为世界银幕贡献了一种“可贵而佩”的艺术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