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陕西话剧,自诞生起就是时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革命性和奋斗性为其固有品格,红色是其精神源头与文化根脉。从延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建设的改天换地,从改革开放三秦大地的日新月异,到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荣光,陕西话剧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立足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以赤诚的革命信念,不断涵养为民情怀,深耕文化沃土,唱响了团结奋斗的时代强音。
坚定的革命信念
话剧作为独特的舞台艺术,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延安时期,话剧作为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与中国革命同频共振,极大鼓舞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弘扬民族精神,由此奠定陕西话剧的红色基因。其中,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陕西话剧红色血脉百年传承最鲜明的核心特质。
话剧创作延续了延安时期的红色精神,紧扣革命战争,立足真实事件进行现实主义创作。1937年,“红色戏剧”重要剧作家沙可夫创演多场活报式话剧《广州暴动》,艺术再现了工人赤卫队英勇起义的壮烈史实。1938年,沙可夫与朱光、左明等人编导四幕话剧《血祭上海》,以上海抗日烈士胡阿毛为素材,讲述上海军民同心抗日的故事,激起了延安将士主动请缨上阵杀敌和迎击日寇的必胜信心,剧目得到来自抗战前线和延安各机关的高度肯定。同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建。随后,《大丹河》《流寇队长》《秋瑾》等剧目涌现,由于人物形象鲜明,不仅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上演,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剧团里也有演出。这些剧目对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团结一致抗日,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延安话剧队伍迅速壮大,除了专业文工团和剧团以外,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各剧团将目光投向火热的群众斗争,话剧抗日救亡的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工作有力推进,不少剧目一经上演,几乎轰动了整个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思想生活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以讽刺喜剧的手法,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绅、兵、匪沆瀣一气、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昭示于舞台,民众在悲愤中激起抗争力量。
从1937年到1949年的十多年间,延安话剧非常兴盛,上演话剧多达一百三十五种。这些话剧的演出地点常常就设在战壕、村头、山脚,鲜明的军民新形象,浓厚的话剧色彩和生活气息,使得演出深入人心,不仅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丰富了延安革命时期的群众文化生活,而且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为新中国话剧多样发展奠定了创作基础。
高昂的奋斗精神
还原时代风骨,彰显民族精神,激励奉献创造,是陕西话剧红色血脉最根本的价值旨归。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陕西乃至西北话剧事业骨干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西北话剧院和陕西人民剧院相继成立,标志着陕西话剧在传承延安时期话剧红色血脉的基础上,始终践行艺术为民的崇高使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激发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
1953年4月25日,作为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话剧表演专业团体——西安话剧院成立。剧院引进当时在国内广泛上演的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礼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讴歌英雄壮举。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安话剧院不断拓宽革命题材创作的内容和表现领域,从描写一般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提升到直接在舞台上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这在当时是话剧舞台上的新课题,是非常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尤其以《西安事变》《彭德怀》《巍巍昆仑》等剧目为标志,在思想解放精神鼓舞下,文艺界焕发了艺术青春。
改革开放后,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得到充分解放,陕西话剧追随时代的潮汐,吸收西方现代文艺理念,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引进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等观念,全面呈现时代韵味。1991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长安三部曲”(《白居易在长安》《古城墙》《安家小院》)同时进京演出,一院三台剧目,誉满全国。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前身为解放军第十九军文艺工作团,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转业到陕西,多年来一贯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理念,持续深化话剧的时代精神内涵。《白居易在长安》首次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形象搬上当代话剧舞台,以诗剧形式将歌、舞、戏融为一体,塑造出热爱民众、刚直高洁的大诗人形象,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品格和伟大的艺术,照耀着当代之路。
随着话剧艺术的发展,呈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讲述人们奋斗创造的奇迹,日益凸显为陕西话剧的独特魅力。世纪之交,国有企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以可贵的艺术胆识和社会责任感,推出反映国企改革重大题材的《世纪之门》,提出我们应该带着什么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跨进“世纪之门”。庄严的使命感和悲壮的美学风格,蕴藉着陕西话剧坚定的时代内核。西安话剧院的陕北音乐话剧《地火》,首次以话剧形式艺术再现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的诞生历史,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人心,展现了陕西话剧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喷薄而出的艺术力量。
丰厚的文化积淀
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创造,一直是陕西话剧红色血脉最重要的内生动力。进入新时代,陕西话剧根植文学陕军沃土,与新时代文化同向聚合,赤诚奋勇地深挖陕西厚重的文化资源,绚烂的话剧之花竞相绽放。
创新精神始终是贯穿红色基因的核心要素,《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三部“茅奖”作品的话剧舞台改编,无论是对苦难的抗争还是奋起追寻理想,都流动着浓浓的红色基因。剧作都以本土方言直抵人心,鲜明的地域“道具”,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陕派话剧”审美景观,成为陕西话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践行。《白鹿原》中慷慨激昂的西北老腔,以及山坡、窑洞、老树等积淀着历史的标志性布景,呈现出地地道道的西北风土人情,被业内一致评选为“中国话剧的新巅峰之作”。其中,“一剧两演”的创新模式,商业巡演与驻场演出相得益彰,不仅创造了陕西舞台艺术历史的全新高度,更开创了话剧市场商业与艺术双赢的崭新局面。《平凡的世界》中粗犷豪迈的信天游,应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演绎出整整一个时代青年群体的理想主义。《主角》以忆秦娥担当主演的《杨排风》《白蛇传》等剧目作为分场,沉郁悲壮的秦腔唱段,将秦腔名伶从放羊娃成长为秦腔主角的奋斗历程呈现得淋漓尽致,忆秦娥的艺术理想,折射的也正是陕西话剧人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
得益于丰厚的文化积淀,陕西话剧以勇立潮头的时代楷模为榜样,先后推出多部具有时代温度和历史厚度的高品质作品,对历史的回顾、对人性的探究,与陕西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遥相呼应。《灯火阑珊》以陕甘油田六十年的峥嵘岁月为背景展现石油人的坚韧和奉献精神,《麻醉师》通过讲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已故麻醉科教授陈绍洋的事迹讴歌生命的价值与道德的力量,《长安第二碗》在浓缩西安的酸甜苦辣中折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时代主题,《红箭 红箭》礼赞为祖国默默奉献的秦岭军工人,庄严的使命感、厚重的文化感、鲜活的时代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构筑起陕西话剧的精神气质。
百年来,陕西话剧聚焦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以一部部经典剧目绘制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为时代和人民的革命初心,忠诚奉献的人生信仰,攻坚克难的奋斗智慧,形塑了陕西话剧红色血脉的文化风貌和精神特质。2023年,作为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寻根创作,新版话剧《延水谣》再次奏响炽热青春的时代之歌,剧作通过史诗般的叙事重现革命战争年代的时代风貌,延安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剑的集体群像,诠释了中国文艺与中国革命的浪漫结合。陕西话剧人的文化自觉和艺术自省,展现了文艺与信仰的力量,昭示着陕西话剧的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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