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成龙、熊欢 ｜ ​“体育促进发展”理念及其实践对我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启示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年第02期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是集教学、科研、训练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 摘 要 “体育促进发展”（SFD）是近年来国际主流社会密切关注并大力推行的理念和体育实践，将体育作为一种“催化剂”与其他非体育活动项目结合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目标。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考察“SFD”理念提出的背景依据，剖析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框架，归纳“SFD”的研究议题与发展趋势。学界主要从教育、残疾、性别平等、生计、健康、社区发展、发展与和平7个议题展开了理论和实践应用的研究，关注儿童、青少年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积极发展，通过体育和体育赛事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并为身体活动不足或高风险人群提供一个健康促进的发展平台，探索体育对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讨论体育活动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强调体育促进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外交合作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讨论“SFD”理念可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带来的启示，认为“SFD”理念为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参照，为我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和项目规划提供了基本依据，为推动体育国际话语理论体系建设及体育学术创新提供理论素材。关键词 社会发展；体育改革；体育促进发展项目；全球体育治理；体育强国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必要性，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1］。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也为学界思考新时期我国体育的发展道路，探索体育新的发展方式，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依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有力条件，开创了体育事业前所未有的辉煌。但随着我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其局限性也渐次显现，已不能适应体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且难以完成体育强国建设的重任。转变体育的发展方式，已成为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能否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体育发展方式的关注与讨论多聚焦于特定的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2-6］、学校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7-8］、体育发展方式沿革及思维的转变［9-13］，近期亦有研究关注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14-15］、大众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16］等方面。然而，从社会全局的视野来探究体育如何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积极的变革的研究仍不多。近年来，“体育促进发展”（sport for development，简称“SFD”）的体育战略，从理念的形成到实践的开展，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并对全球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体育发展理念可为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引。2013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4月6日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这意味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认识到体育对促进人权、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今天，全球“SFD”领域下的各种项目、政策和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加强了体育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的重要性。“SFD”有不同的界定，联合国最初将“SFD”定义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的弱势社区环境中，有意使用体育、身体活动和娱乐游戏等以达到特定的发展目标。”［17］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历史、政治、社会、教育等角度来观察和讨论“SFD”，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如，加拿大体育社会学家西蒙·达内尔（Simon Darnell）认为，“SFD”是一种支持和实现非体育发展目标（如促进性别平等，促进健康，和平与冲突解决以及积极的青年发展等）的体育干预措施［18］。布鲁斯·基德（Bruce Kidd）将“SFD”称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其中体育可以被用来加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区安全和社会凝聚力、并帮助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的女童和妇女、高危青年、艾滋病患者和残疾人等发展［19］。纵然“SFD”有不同的界定，现流行最广且被西方主流体育学界所认可的是美国学者韦尔蒂·皮奇（Welty Peachey）和莱拉斯（Lyra）于2011年在《体育管理评论》杂志上提出，并为后续学者研究“SFD”所借鉴和采用，其将“SFD”表述为体育、身体活动和游戏对促进公共卫生、儿童、青年和成人的社会化、弱势群体的社会包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跨文化交流和解决冲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0］。概言之，“SFD”超越了传统的体育发展形式，不再将体育发展的目标锁定于体育事业本身，而是着眼于发挥体育与社会整体发展和积极变革之间的契合关系，将体育发展目标立足于社会发展，将体育项目中有价值的教育活动和身体活动等相互关联的多种要素结合起来，促进目标人群或社会的积极发展与变革。换句话说，“SFD”是将体育运动所蕴含的社会发展潜能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其他非体育活动项目或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去实施，以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和积极的变革，尤其是体育在促进青年积极发展、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弱势社区居民的再教育、以及残疾、两性平等和生计等领域的积极发展。一个有生命力的理念，不仅有社会关注及需求为其实践应用基础，而且有新理论为其思想基础。“SFD”强调体育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潜在作用，这一发展理念是以多学科框架为理论基础，支撑“SFD”的理论来源主要有“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和“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1.2.1 涟漪效应：重新诠释体育在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中的作用20世纪末，通过体育来促进和平与发展，以此对社会的积极变革产生连锁反应的认知变革逐渐兴起，其主导“涟漪效应”的思想来源是英国的教育学家约翰·萨格登（John Sugden）［21］。随着认知变革的展开，与之相关的“涟漪效应”“连锁反应”等概念也为人所知，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社会领域。萨格登的“涟漪效应”认为，一个特定“SFD”项目对参与主体的影响，就像一块石头掉入静止的水池中一样，在涟漪中心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随着涟漪远离中心并逐渐向外扩散也会对参与主体的家庭、他们当地的社区、相关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产生间接的影响［22］。萨格登的“涟漪效应”强调体育对参与主体积极发展的影响。同时，它也更加注重参与主体所处的发展环境对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所产生的连锁影响，认为体育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并将参与主体所处的发展环境视为社会积极发展的一部分［23］。这种理论重新诠释了体育在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中的作用及意义，也为“SFD”理论框架的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此为指导，“SFD”使体育从本源上回归其应有的社会位置，重构体育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生存和发展基点。萨格登的“涟漪效应”被许多学者纳入到体育促进社会发展领域中进行阐发。如科拉·伯内特（Cora Burnett）将其作为南非学校“SFD”课程学习应用框架的关键因素［24］，谢瑞（Sherry）则将其作为理论框架进行讨论［25］，斯文森（Svensson）和莱文（Levine）进一步具体探讨了萨格登的“涟漪效应”，强调了参与主体如何在“SFD”中全面而深刻地领悟自我积极发展的意义，并将这一具身认知体验影响给家庭、社区，从而对社会发展和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1.2.2 变革理论：描述体育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的运行机制21世纪初，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国际社会积极宣扬体育在预防犯罪，减少反社会行为和促进惯犯康复等方面的潜力，并呼吁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支持体育公共投资和项目开发，以更好地推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其主导理论“变革理论”的思想源自萨赤曼（Suchman）等人开创的“项目理论”（program theory）及深受其影响的比克曼（Bickman）、魏斯（Weiss）及陈（Chen）等人的观点。随后，英国体育社会学家科尔特（Coalter）大力倡导将其引入到体育发展领域，以支持体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合法性［26］。随着变革理论的发展，与之相关的“干预行动”（intervention action）、“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项目模型”（program model）等概念也十分流行，并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27］。“变革理论”拓展了传统的项目或政策管理的视域，其关注的不仅仅是项目的“产出”，而是其带来的“变革”，是一种更加面向结果，更加注重实施绩效与长期影响的理论。“变革理论”用于描述一项干预措施（如规划、计划、项目、行动、政策）如何产生预期的变化，可以直观地展示干预措施的运行机制，是集描述性、解释性和规范性为一体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28］。科尔特认为，“SFD”为目标群体提供了积极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有效的干预，体育的设计方式至关重要，而基于体育的“体育+”干预模式可为目标群体的积极发展带来有效的改变［29］。“体育+”干预模式关注项目的构建逻辑，特别是对项目的“成效”尤为重视，其中，体育被视为改变目标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背景和假设，通过对项目的战略性设计和管理可以实现参与主体积极发展的预期目标［30］。“变革理论”强调“SFD”对实现目标群体和社会积极发展有效性的影响，同时，它也更加注重“SFD”项目的科学设计和交付过程对实现预期结果的影响，并将尊重、信任和互惠、项目领导者和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相互作用视为影响目标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变化的最核心要素［31］。这种理论将“SFD”由分析体育项目转向了解释体育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的机制层面，通过描述体育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的因果关系，从而为“SFD”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和扩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SFD”中引入该理论，可以直观地展示“SFD”发展规划从“投入—活动—产出—成效—影响”的逻辑全链条及其背景与关键假设，描绘出体育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取得预期变化的路线图。“SFD”领域的研究者可在项目的规划设计、项目的有效执行、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监测和评估以及项目的动态调整与修正等环节进行组织实施与管理。进入21世纪初，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体育对促进人权、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认为任何个人、国家和社区都可以将体育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去实现诸如脱贫、教育普及、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戒毒等具体目标［32］。为此，2001年，联合国成立了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办公室（UN Office of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UNOSDP），UNOSDP作为倡导、组织和实施“SFD”的官方机构，其办公室的成立是“SFD”迈出其合法性的第一步，也正式得到官方的承认和认可［33］。2002年7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召集并牵头成立了“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特别工作组，一方面，想在促进和平与发展活动中，可以在社区一级，更加系统和可持续的运用体育来开展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工作组可以为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之间活动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34］。2003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体育促进教育、卫生、发展与和平”的第58/5号决议［35］，该决议就“体育运动在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念达成共识。随后，联合国宣布2005年为国际体育和体育教育年，通过设定“国际体育年”来吸引人们去关注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通过国际合作和行动去解决这些全球重要性的问题。2006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第61届会议通过了第61/10号决议，该决议承认：通过体育和体育教育提供团结与合作的机会，以促进宽容、和平文化、社会和性别平等、对残疾人的特殊需要给予充分反应、文化对话、社会凝聚力及和谐等［36］。随着“SFD”理念在国际和地区发展工作中知名度和合法性的逐渐提高，国际组织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013年8月，联合国宣布每年的4月6日为“SFD”国际日，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SFD”的认识，“SFD”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积极发展与变革的基础［37-38］。国际奥委会认为“SFD”国际日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推动了体育更好的满足教育、卫生、社会包容、青年发展、两性平等、和平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广泛的社会发展需求。2015年10月，联合国又颁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重新修订了目标。其中在第37条规定，体育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体育在促进宽容和尊重，实现发展与和平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体育对增强妇女和青年、个人和社区的权能，以及对实现健康促进、教育普及和社会包容等目标也能做出积极贡献［39］。《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布再次引起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田联等国际体育组织的重视，并积极将体育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工作当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部门也做出积极的响应，将其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内涵，不仅致力于消除贫困，而且还致力于通过多方协作实现诸如和平、稳定、人权、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非体育发展目标［40］。围绕着“SFD”，NGO、政府部门、体育协会、援助机构和资助机构等国际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先后创建了数千个国际和地区的“体育促进发展项目”［41］。随着“SFD”理论成果的扩展，由理论向更具实际应用层面的转变，从不同社会层面验证“SFD”的有效性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以加拿大体育社会学家西蒙·达内尔（Simon Darnell）、美国体育社会学家韦尔蒂·皮奇（Welty Peachey）及莱拉斯（Lyra）为代表的学者对“SFD”项目指导框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SFD”项目指导框架是以奥林匹克主义思想为基础，通过借鉴组织理论、群体接触理论等跨学科理论框架，以体育项目的形式来促进个体及社会的积极发展与变革［42-43］。莱拉斯等学者在借鉴跨学科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开发了“SFD”项目的实践指导框架，认为一个有效的“SFD”项目由5个关键部分组成：1）评估。为确保项目的影响力和可操作性，在项目实施之前要事先进行评估。2）组织。项目的组织者灵活采取各种策略，在体育活动中要平衡好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加强沟通与交流。3）体育和身体活动。为更好地发挥体育的干预效果，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和游戏类型，且运动的竞争性要与目标群体的能力相匹配。4）教育。采取建构主义教学法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且在项目实施中注重体育与教育的融合，以便目标群体更好的感受“高峰体验”，促进学习效果向现实世界的成功转移。5）体育与丰富的文化活动融合。体育应与各种丰富的文化活动（如音乐、舞蹈、艺术和其他文化媒介活动）或公民教育相结合［44］。这5个部分囊括了一个完整“SFD”项目的组织、内容、过程和结果等各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较好地理解和指导“SFD”项目的开展与实施。澳大利亚体育社会学家舒伦科夫（Schulenkorf）等人提出一个概念性的、面向项目过程的管理框架，旨在为项目的体育和赛事规划、管理等提供信息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SFD”指导框架在赛事管理、健康与教育、社会问题、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实践应用［45］。作为一个灵活的指导框架，他还考虑到文化的异质性和项目的多样性，同时对项目的实施、指导和评估也做了对应的规划［46］。随着“SFD”指导框架下的全球实践项目逐渐增多，学界对其能否可以对目标群体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仍存有疑问。斯文森等人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SFD”，并将人类发展理论中的规范性框架——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 CA）引入到“SFD”项目中，以期为“SFD”提供一个更具实际指导意义的发展框架。斯文森强调采用以参与者为中心的方法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将当地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SFD”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中［47］。随后，达内尔、迈克尔·道（Michael Dao）和史密斯（Smith）等学者进一步探索了CA在指导“SFD”项目实践应用中的适用性。达内尔认为CA为“SFD”项目的开展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条件［48］。道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CA在“SFD”项目中的指导潜力，认为游戏、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归属感和情感5个方面的能力可为“SFD”项目的实施提供实践指导思路，特别是游戏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在实现“SFD”目标中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49-50］。整体而言，CA为“SFD”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近两年学界的研究表明，“SFD”的实践与CA具有兼容性，为此，学界鼓励“SFD”领域的研究可以在莱拉斯和舒伦科夫的指导框架基础上，将CA融入“SFD”项目的设计、开发和实施中。不可否认的是，CA也处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其也不可能解决“SFD”领域的所有问题，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一个有效的实践指导框架是在批判中不断发展和成长的，这也表明了学界有大量的机会持续参与“SFD”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彰显出“SFD”理念在当今国际社会及发展部门中的生命力。2.2.1 对儿童、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积极发展的促进儿童、青少年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遇到发展的障碍而没有及时给与帮助，成年后可能面临持续性的身体、心理、行为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挑战。为此，国际体育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发展部门先后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城市社区开展了众多的“SFD”项目。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针对城市边缘化的青少年开展了一项为期2年的“SFD”项目，在项目参与中灌输“自我价值”和“赋权”教育，发挥儿童、青少年的主体能动性，使其获得更多的平等参与权和社会认同感，从而将所获得的新技能和个人发展能力从体育环境转移到其他生活领域，实现更积极的发展［51］；再如，在太平洋地区，一个由澳大利亚及其太平洋国家组建的“太平洋体育伙伴”（Pacific Sports Partnerships）的发展项目，通过提供包容性的体育活动，改善残疾人社会融入的障碍［52］；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城市贫民窟，马萨雷青年体育组织（Mathare Youth Sports Association）将足球作为一种干预方法来促进不利环境中的女性社会融入和权能塑造［53］等。2.2.2 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促进除了关注儿童、青少年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积极发展，通过体育和体育赛事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也是“SFD”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在弱势社区和凝聚力不足的社区，探索社区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体育在社区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成为各种组织和学界密切关注的议题。为此，围绕社区建设实施的“SFD”项目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如，澳大利亚近年在社区中开展了19个“SFD”项目，并将其分为2类，第1类旨在发展社区体育（如扩大参与度，提高运动技能和专业知识），第2类旨在通过体育促进社区的发展（如教育、健康和社会包容）［54］；再如，美国开展的“SFD”社区发展项目表明，体育活动在提高社区居民技能、知识和资源、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对话、领导力发展和鼓励居民参与等方面有效［55］；随着社区发展项目的开展，社区能力被视为支持和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机制，而精心设计的“SFD”社区发展项目可以有效促进社区能力的建设，基于体育的社区发展项目也可以成为促进社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56］等。2.2.3 对人类健康的促进在“SFD”的全球实践中，体育为身体活动不足或高风险人群提供了一个健康促进的发展平台。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侧重点不同，“SFD”领域主要关注体育运动促进人类健康的发展模式上。如，美国在3个社区实施了一项降低肥胖率的“SFD”项目。结果表明，与传统单方面强调体育促进健康的方式相比（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和个人形象），关注娱乐感受和增加社交互动机会的“SFD”项目可以更好地促进肥胖人群的持续参与体育运动和提升整体健康水平［57］；再如，英国为改善年轻人的健康状况，在国内实施了一项青少年免费游泳的发展项目，结果发现，有针对性和结构性的“SFD”项目更有可能吸引年轻人持续参与运动并获得健康益处［58］；澳大利亚也实施了一项针对青年健康问题的发展项目，通过“SFD”的实施促进参与者整体的身心健康［59］；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健康与社会学专家萨宾娜（Sabina）最近实施的一项促进青年健康发展的“SFD”项目，其研究结果也表明，通过将有益健康的模型应用于该项目中有助于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60］等等。除此之外，围绕“SFD”，学界还考察了体育对促进不同群体社会网络的扩展、社会资本的发展［61-62］；探索体育对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63-64］；讨论了体育活动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影响，特别是冲突地区的交流［65-66］，强调了体育促进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外交合作［67-68］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总体来看，围绕“SFD”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学界主要从7个议题展开了理论和实践应用的研究（表1）。表1 “SFD”项目的主要实践领域Table 1 Main Practice Areas of the Sport‑for‑development Project随着体育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际社会倡导的“SFD”理念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正在不断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体育发展方式，研究成果的持续增长也反哺了“SFD”自身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彰显了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所在，这一发展理念也为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发展思路。建国以来，我国已认识到体育在促进人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伟大的实践，同时也取得诸多的成就。如，马克思关于教育（体育）对人的发展理论、学校体育对人的发展等都体现了国家对体育促进学生发展的认识。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我们在社会（社区）里对体育促进人整体发展的认识更多地局限于健身价值方面，而对体育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和积极变革等具体细节上关注不够，在认识上也仅停留在一般层面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和改进。国际社会倡导的“SFD”理念，认为体育是促进健康、发展、和平、社会包容及社会平等的有效途径，体育对社会进步也具有关键促进作用，这为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我们对体育发展方式的认识带来诸多的启发。1）“SFD”可以提高我们对体育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与积极变革的认识。体育不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实现更广泛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和渠道，是一种辅助治理其他发展领域的“新角色”。传统的“体育发展”主要是体育内部的发展，是体育部门的事情，而“SFD”则将体育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通过体育实现发展目标，是各领域发展部门的事情。尽管2种方式都与促进体育参与有关，但二者在目的和预期结果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在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需回归其应有的社会位置，重构体育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生存和发展基点。如体育不仅要在学校层面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也要在社区或社会层面来增强自信心、提高信任度、实现自由独立、塑造积极的价值观和促进互相团结等。通过形式多样的“SFD”项目来促进不同参与主体的积极发展，从而对社会整体发展与积极变革产生连锁影响。“SFD”对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与积极变革的定位可以帮助各发展领域产生更多的积极社会发展成果，也符合体育内在发展的需求。2）可为我国新的体育组织形态的建立提供启示。“SFD”项目主要是通过体育组织（尤其是体育促进发展组织）来开发和组织实施，我国社会体育组织在有效吸收和整合体育资源的基础上，可借鉴建立中国特色的体育促进发展组织形态，如，成立城市“SFD”部门，学校“SFD”部门，社区“SFD”部门等，在城市、学校、社区及家庭之间构建有效的组织沟通桥梁，为不同群体的积极发展，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全民健康促进、体教、体医、体旅融合等领域提供有力的多方联动机制支撑。3）为我国体育发展机制的更新也提供了一定的参照。“SFD”涉及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多个主体，公私伙伴关系也是许多“SFD”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可借鉴其发展机制，进一步聚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行政指令、市场机制和志愿服务机制，由政府的单轮驱动向政府与社会的双轮驱动转变，由政府的单项驱动向政府与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多向互动机制转变。具体而言，政府在重新明确社会对体育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利益主体关系，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以及宏观调控体育发展方式，企业通过市场手段，配置各种资源，SFD组织则通过招募体育志愿者来组织实施“SFD”项目，各方主体形成强大的合力，形成项目完整、资源配置合理的体育生态系统，共同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积极变革。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体育的功能及价值因社会对体育的需求不同也有所不同，为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我国在新发展时期实施了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发展战略，两大战略的实施对我国体育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多元功能与价值也提出了新的要求。“SFD”理念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1）“SFD”的特点，使之具有强化社会整体发展和积极变革的力量，促进体育内外相关因素关联互动的作用，这也正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体育决策者统筹体育发展时所需要的。为此，在体育政策制定的战略层面，体育决策者在明确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各重点发展领域的基础上，将“SFD”纳入到体育整体发展规划中，发挥“SFD”在促进社会各重点领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发展的核心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教育是大多数“SFD”项目的核心［69］，“SFD”为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更新也提供了依据。学校体育决策者要明确教育与“SFD”的关系以及教育在“SFD”中的作用，将“SFD”纳入到学校体育整体发展规划中，进而整合教育要素，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开设针对性的“SFD”项目课程等。2）正如科尔特所认为，基于体育的干预模式可为目标群体的积极发展带来有效的改变。各发展领域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可规划中国本土化的“SFD”项目，项目的形式灵活多变，可以是“体育+”发展项目，也可以是“+体育”发展项目，如，针对国民健康素养现状，相关体育部门或社会体育组织可以开发社区“体育促进健康”项目。将游戏、体育、身体活动与健康教育相结合，让社区居民在项目中切身体验健康的益处，并掌握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应对日常生活压力的能力。再比如，开发体教融合项目、体育文化传播项目、体育旅游项目、体育促进国际关系发展项目、青年积极发展项目、社区发展项目、健康促进项目、性别平等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项目等等，在满足国人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逐渐规划并整合体育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领域的多重目标，充分发挥“SFD”在新发展阶段辅助治理其他发展领域的“新角色”功能。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国际社会倡导的“SFD”理念，总结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框架，归纳其研究议题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设计中国本土化的“SFD”项目，对促进我国体育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及推进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能够促进社会的积极发展，而基于体育的“SFD”项目被认为有助于解决国际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相关社会体育组织或企业等实施主体可设计和开发不同主题的国际“SFD”发展项目。如开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竞技体育项目、体育产业项目、体育学术项目等，实施主体通过将隐含自身价值的体育话语与教育活动或媒介等形式相结合，在项目中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并最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这对我国体育各领域国际话语权的建立与提升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SFD”理论及实践为我国公共卫生、教育、性别、弱势群体、青年发展、社会凝聚力、民族团结等领域研究议题的设置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相关学科可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当代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下的“SFD”项目，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推动体育在健康促进、教育平等、性别平等、弱势群体包容、青年积极发展、社会凝聚力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具体领域的见效，助推体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论建设及发展创新。“SFD”得到国际主流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且经与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应用于实践，对社会发展与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联合国也大力支持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将其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划框架中，并倡导积极运用体育运动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处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期”，国际社会倡导的“SFD”理念及其实践为我国体育事业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下，我国可借鉴“SFD”项目的国际先进经验，对体育发展方式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由“体育发展”逐渐向“体育促进发展”转变，充分发挥体育在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正如其他发展理念一样，“SFD”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各领域在探索我国本土化的“SFD”发展项目时，也应注意确保所交付的项目因果关系严密、规划充分、执行过程有效，并注意及时地动态调整与修正。如此，我国的体育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体育强国可以早日实现。 夏成龙：确定研究选题、收集整理数据资料、撰写论文；熊欢：设计研究思路、指导论文、修订论文。 略。 引用本文： 夏成龙，熊欢.“体育促进发展”理念及其实践对我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2）：52-63. (XIA Chenglong,XIONG Huan.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Sport-for-Development” for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in the New Era[J].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2022,45(02):52-63.) 文章编号：1007-3612（2022）02-0052-12 收稿日期：2021-07-29 修回日期：2021-12-14 出版日期：2022-02-25 网刊发布日期：2022-02-25 责任编辑：王晓微 责任校对：杨红梅 在线投稿 长按识别右侧二维码 可跳转至投稿系统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BSU-Journal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排版：徐笑菡 校对：毛静旖、金山、郭佳明 监制：刘天星、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