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丽菊、安波：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演变及特征

作者简介邢丽菊，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韩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人文交流、中国文化与外交、东亚哲学与思想史等。在《哲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以及国际权威SSCI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主要著作有《韩国儒学思想史》《儒学与中韩人文交流》，主编“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丛书”。安波，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博士研究生、成均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内容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逐渐提出并主张自身中等强国身份。后来历任韩国总统力推“中等强国外交”，主张塑造韩国国际领导力。金大中、卢武铉先后提出“阳光政策”“东北亚均衡者论”，试图摆脱韩国在东北亚地区一味依附大国的从属角色，提倡以中等强国身份扮演地区事务协调者。李明博提出“全球韩国(Global Korea)”战略构想，朴槿惠强调韩国应该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方面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中等强国，韩国的领导力逐渐从地区走向世界。经过一系列努力，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然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限制了韩国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的发挥。随着未来中美竞争的激烈以及国际秩序的变化，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会受到诸多限制，其发展走向取决于多重因素。 关键词：韩国、中等强国、国际领导力、演变、特征 来源：《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0年第2期（总第27辑），第168-187页 冷战结束后，中等强国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它们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依附于超级大国，而是大力拓展外交空间，积极参与地区及国际秩序重构，[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影响和作用日渐显现。关于中等强国的概念定义，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基本观点：第一，从国际结构层面来看，奥根斯基（A.F.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论主张，国际政治是一个等级体系，不同国家分属四个不同的权力等级，即一个主导国、数个大国、数个中等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在这一等级体系中，中等强国虽在实力上不及强国，但在地区问题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超越小国，具有一定影响力。[②]第二，从外交形态来看，卡斯腾·霍拉布拉德（Carsten Holbraad）给出中等强国的四种界定方式，分别为国际体系的平衡者、敌对国家之间的调解者、贫富国家之间的桥梁以及文化异质国家间达成谅解的促成者。[③]第三，从发挥领导力的领域来看，中等强国主要集中在一些敏感性较弱的非政治性领域以及全球议题方面加深合作，着重在反恐、能源安全、网络安全、打击海盗、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发出声音。[④]可见，有关中等强国概念，学界并未达成明确定义。这一概念从过去简单地对一国规模、实力及其在国际政治力量分层中所处位置的考察，转向更加强调该国实现本国利益和国际责任的能力，以及强调其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⑤]本文将重点考察韩国政府如何树立中等强国的身份认识，以及如何通过中等强国外交来塑造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的领导力，并由此分析得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基本特征及未来走向。关于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认识关于韩国是否具有中等强国身份，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韩国峨山研究院学者列夫-艾瑞克·伊斯礼（Leif-Eric Easley）认为，虽然韩国的决策者强调韩国是一个中等强国，而且致力于宣传这一国家身份（identity），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目标也受到地理条件和国家实力的限制。[⑥]日本学者小仓和夫认为，从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来看，韩国周边大国林立，在外交安全上一直处于“不对称的韩美同盟”的庇护之下，而且历史文化上则受中国影响很深，经济实力上又落后于日本，[⑦]因此缺乏政策独立性。杰弗里·罗伯特森（Jeffrey Robertson）认为，中等强国外交需要政策上具有可连续性，但韩国总统任期仅有一届（五年），总统任期的开始和结束都存在官僚主义的惰性，而且韩国政党制度薄弱，加之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故不能很好地实践中等强国外交。[⑧]尽管如此，无论从规模、实力方面，还是从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层面来看，韩国确实已经具备了中强国的身份。韩国通过践行中等强国外交，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谷歌学术搜索在2008-2018年间对“韩国”和“中等强家”的引用获得了4260次点击，几乎是“中等强国”墨西哥（2060次），土耳其（1990次）和印度尼西亚（2850次）的两倍，仅次于“中等强国”加拿大（4420次）和澳大利亚（4380次）。[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韩国研究主任车维德（Victor Cha）主持的为期三年的“韩国转向:研究韩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The Korean Pivot: The Study of South Korea as a Global Power) ”项目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即韩国是一个成功的中等强国，有能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⑩]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指出，作为第一个主办G20峰会的亚洲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内，韩国成功而有效地扮演了中等强国“协调者”角色，在全球发展议程、“小众议题(Niche Issues)”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1]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所强调的那样，韩国是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节点，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日本、美国乃至俄罗斯的未来。[12]韩国学者孙烈认为，自2010年开始，韩国学界开始出现“崛起中的中等强国”话语，它以跻身世界前10余位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从立足于提高国际地位、重新调整作用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现在已被确立为韩国外交的重要轴线。[13]然而，韩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等强国，具有其自身特殊性。从地缘政治来看，韩国处于周边大国林立的“十字路口”，被堪称世界主要大国或强国的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所牵涉，且时刻面临朝鲜的军事挑战，时常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从历史来看，从1910年韩日合并到1945年韩国光复独立，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36年。冷战结束后，美苏又以北纬38度线为界对朝鲜半岛实行分区占领，并最终导致半岛南北分裂。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半岛战争导致经济大幅倒退。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的援助一直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韩国依靠外援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进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汉江奇迹”。后来1988年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及国民风貌，大大提升了国际形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才渐渐具备了中等强国的基本实力。1996年，韩国跻身所谓“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9年9月，韩国正式成为G20论坛成员，这标志着它已经超越亚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中等强国。2006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2万美元；2018年，韩国人均GNI达到3万美元。[14]除了硬实力之外，韩国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国际领导力也不容忽视。以影视、音乐、饮食为代表的 “韩流”文化风靡世界，影视作品屡次斩获国际大奖。根据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Portland Communications)发布的2019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The Soft Power 30)显示，韩国的软实力排名位居全球第19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5]尽管先天条件不佳，但经过不懈的努力，韩国确实已经具备了中等强国的实力。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韩国不再满足于追随者的角色，而是对“中等强国”的目标定位日趋清晰。然而，不可否认，韩国位于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地理接触点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将这种因敏感地理位置和潜在的脆弱状态而被赋予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称为“地缘政治支轴(geopolitical pivots)国家”。[16]面临着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韩国如何将中等强国作为自己的国家品牌并推向国际社会，如何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一直是韩国历届政府努力的方向。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演变（一）中等强国身份构建期：卢泰愚政府（1988—1993）、金泳三政府（1993-1998）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国逐渐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卢泰愚政府首次提出了“中等强国”概念。1989年11月30日，卢泰愚总统在法国发表题为《连接欧洲和东亚友好合作的桥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要正视自己的责任和作用。韩国将进一步促进市场开放，与法国加强经济合作，以此来连接并强化与欧共体合作。[17]这可以视为韩国立志走向中等强国的启蒙期。金泳三政府时期，韩国官方开始认可自身“中等强国”国家身份。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金泳三总统明确表达了韩国将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参与者角色的愿望。1995年，韩国当选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并于1996年底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年8月29日，在第52次联合国全体会议上，外交部长官柳宗夏在主题演讲中强调，应该增加具备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能力和意志的中等强国参与安理会的机会。于是，韩国与志同道合的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等中强国家结成了“咖啡俱乐部（Coffee Club）”，该俱乐部由与G4国家（德国、日本、印度、巴西）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组成，其中韩国以历史问题、领土纷争、军国主义等为由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8]在参与地区事务领域，韩国积极与其他国家协力发挥自身影响力，如90年代初，提议建立 “亚太地区安全论坛”，通过参加“后续部长级会议”积极促成东盟地区论坛，在推动东盟地区安全合作上做出贡献。[19]1993年，韩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一起倡议建立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并使之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二轨安全合作机制。[20]随着美苏争霸结束，卢泰愚和金泳三时期的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北方外交，先后与俄罗斯和中国正式建交，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对进一步提升国家地位并强化地区领导力充满期待。这一时期的韩国初步树立了“中等强国”的自我认知，通过有限地加入国际组织等形式，有限地承担地区和国际事务，并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故可以视为中等强国身份构建期。然而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特别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并未提出完整的中等强国外交目标、理论体系以及提升地区和国际领导力的战略。（二）中等强国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的实践期：金大中政府（1998—2003）、卢武铉政府（2003—2008）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中等强国身份。在1999年的外交白书中，韩国明确提出中等强国定位，并指出作为被世界最强国家包围的中等强国，韩国将通过致力于东北亚地区统合，扩大外交平台，努力调解强国之间的关系。[21]1999年第三次“10+3”领导人峰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向中国总理朱镕基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提出中日韩三国创建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构想并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合作内容主要涉及经济、货币与金融、社会及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发展合作、文化和信息、政治安全和跨国问题等8个领域。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10+3”峰会上提议建立“东亚展望小组”，来提出和评估有关地区合作建议。2000年，韩国又在东亚学习组织（East Asian Study Group）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东北亚国家协调人的角色。[22]金大中政府提出的对朝“阳光政策”充分体现了韩国在外交安全领域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的决心和意志。这一政策意味着韩国意识到美国霸权相对衰退以及中国崛起对朝鲜影响力的增大，超越了前任政府的韩美日合作框架(TCOC)，力图掌握对朝政策的主导权。[23]金大中政府通过释放一系列对朝友好信号，增加对朝援助，极大改善了对朝关系，并在美朝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在任期内实现了南北领导人历史性的首次会谈。不仅如此，2000年后半期，朝美关系也迎来了改善的机遇。但随着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美朝关系停滞，之后又发生了9.11事件，美朝关系日趋疏远。[24]卢武铉政府上任后更加明确地推进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强调东北亚地区主义，甚至把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作为三大国政目标之一。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和东北亚和平，卢武铉提出，韩国应该积极主导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25]卢武铉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提到，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世界边缘的东北亚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活力，而韩国具有连接中国与日本，大陆和海洋的桥梁”的战略地位，韩国应该成为本地区的“经济与物流中心（economic and logistical hub），并扮演东北亚支点的重要角色，而且还要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中扮演“平衡者”角色，即所谓的“东北亚均衡者论”。[26]韩国试图通过这种“均衡者论”树立在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中成为受人尊敬的合作者之形象。然而，卢武铉这一构想并未得到同盟国美国的支持，相反其任期内韩美关系恶化，均衡者的作用并未充分显现出来。此外，东北亚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作为合作单位进行了转移，并没有承认韩国为中心。[27]这一时期，韩国塑造国际领导力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政府大力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998年金大中总统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确立了文化产业作为韩国发展支柱产业的地位。后来又通过《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为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中长期计划。随后《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规划》等相继出台，政府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28]在此激励下，以歌曲、影视剧为代表的韩流文化迅速发展起来。2002年，由裴勇俊和崔智友主演的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在中国和日本掀起了收视热潮。除了亚洲市场，韩流文化还刮到世界各地。李英爱主演的历史剧《大长今》起到了将韩流扩散到全世界的决定性作用。韩星 Rain、Wonder Girls等歌手纷纷冲出亚洲挑战美国市场，之后少女时代、2NE1、BEAST等新一代偶像组合通过美国视频网站“YouTube”在世界各地宣传K-POP。随着K-POK在亚洲乃至欧美地区大受欢迎，与韩流相关的文化产品收益也迅速增长。[29]韩流逐渐成为世界流行文化的重要风向标，极大提升了韩国文化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三）中等强国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的塑造期：李明博政府（2008—2013）、朴槿惠政府（2013—2017）中等强国影响力增大并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它们为主体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发展。[30]这一时期，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表现突出。李明博政府提出了“全球韩国(Global Korea)”战略构想，即超越朝鲜半岛和亚洲，积极开展符合韩国经济规模和外交实力并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贡献外交。李明博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强调，韩国将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主动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起展开全球外交，超越种族、宗教和贫富差异，与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将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PKO)，并扩大官方发展援助(ODA)；将把重点放在文化外交上，使韩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更加顺畅；将韩国传统文化和尖端技术实现融合，进而将韩国魅力推向世界。[31]朴槿惠2013年上任后也强调韩国应该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方面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中等强国，并正式宣布“中等强国外交”是韩国外交的范式。这也是为了兑现其在竞选期间提出的通过“魅力韩国”“国民外交”等手段来引导和激活中等强国为世界做贡献的诺言。时任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曾在《韩国经济日报》撰文，专门阐释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含义，认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核心价值是通过信任外交来提高国家间合作水平，致力于成为新秩序的设计者、善良的调停者，以此来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32]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的中等强国外交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主办国际会议，领导创建国际组织，发挥韩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领导力。李明博政府于2010年11月召开G20峰会、2011年召开有关援助效果的高层会议、2012年召开核安全峰会，在全球性议题设定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主导了国际社会增长话语等。特别是韩国召开G20峰会体现了其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地位的提高，韩国也是第一个举办G20峰会的非八国集团成员国。此外，李明博政府2009年还成立了“总统绿色增长委员会”，并将绿色增长作为政策议程的核心内容，逐渐推向国际舞台。根据韩国战略企划部的方案，绿色增长的核心是“寻求维持环境的手段”。通过追求绿色增长实现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基于这些原则，韩国成为绿色增长的领跑者。2012年，新成立的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CF）秘书处常设于韩国，同年由韩国主导的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正式转变为国际机构，秘书处常设于首尔。第二，积极实施援助外交，发挥桥梁作用。李明博时期的副外长赵太庸曾多次指出，韩国仅用了半个世纪就成功实现了民主化和工业化，应该利用这种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在李明博执政期间，韩国的对外官方援助已经成为以“贡献外交”为旗帜的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官方援助的外交行动也延续到朴槿惠时期。2009年11月25日，韩国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的第24个成员国。即使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韩国也一直在增加援助预算。韩国在2012年将官方援助预算提高了17%，远远超过澳大利亚的9.2%，后者增幅位居第二。2014年韩国提供了19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占国民总收入(GNI)的0.13%，比2013年实际增长0.8%。按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计算，韩国是第23大发展委员会捐助国，按数量计算是第16大捐助国。朴槿惠政府甚至还提出了实现2015年官方发展援助增长0.25%的目标。第三，成立中等强国联盟，抱团取暖。随着单极强权领导力的巩固，中等强国开始通过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同盟或合作关系，借助区域性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整体力量，谋求在具体领域扮演主导角色。[33]2013年9月，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模式发生了象征性变化。以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为契机，在韩国提议下，2013年9月25日，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五国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并就建立中等强国合作体达成共识，同时按照五国英文首字母顺序将新机制定名为MIKTA，旨在在能源、反恐、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维和行动、搭建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桥梁等议题上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从成立之日起，MIKTA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完善，目前已举办过15届外长会议、四次高级别会议、多次国防对话、通商对话，[34]彼此保持着密切沟通与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G20可以看作是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中坚力量，而MIKTA是在G20中，与G7、BRICS比肩而立的重要一极。[35]（四）中等强国领导力继续巩固期：文在寅政府（2017年5月10日至今）文在寅政府自上任伊始就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从内部环境来看，朴槿惠弹劾所引发的国内政局动荡仍未平息。从外部环境来看，朝核问题导致朝美剑拔弩张；朴槿惠政府强行部署萨德致使中韩关系跌入低谷；中美竞争造成“选边站”困境等。在此不利环境下，文在寅政府的中等强国外交重点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缓和南北关系带动朝美关系发展，实现半岛局势和平稳定，力图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文在寅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表示，自己的对朝政策是发展继承“阳光政策”和“对朝包容政策”，从而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针对对朝发起先发制人打击的言论，文在寅多次明确表示不经韩国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在半岛发动战争。2018年初，经过多方的斡旋，在平昌奥运会期间，朝鲜半岛出现了事实上的“双暂停”，并以此为契机，朝韩领导人三次会晤，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和《平壤宣言》，朝美领导人也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历史性会晤，之后又在河内、板门店会谈。通过一系列努力，朝鲜半岛的局势趋于缓和，文在寅总统也一度被媒体评价为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尽管如此，文在寅政府的种种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朝美关系。因朝美之间存在的巨大信任赤字，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僵局。朝鲜明确表示朝方与韩方无话可说且无意再面对面对话，[36]韩国国内也对美韩关系恶化表示担忧。前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尹德敏指出，文在寅总统的“南北关系优先主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相冲突，使得韩美同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37]二是积极拓展中等强国经济版图。文在寅政府提出了三项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构想，分别是“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新北方政策”以及“新南方政策”。首先是“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根据韩国统一部解释，其目标是追求南北韩市场合作、开拓经济出路，以构建经济统一基础，具体措施为建立东海能源资源经济带、西海岸产业物流经济带、DMZ环境旅游经济带，构建朝鲜半岛新增长动力。[38]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政策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同意放缓对朝制裁，而文在寅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是“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的对象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欧亚地区, “新南方政策”的对象东南亚、印度等。作为扩大和平基础的“和平轴心”，其目的是构建东北亚和平合作平台，推动以跨越东北亚的南方、北方地区为“繁荣轴心”。[39]2017年9月7日，文在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具体阐释“新北方政策”，旨在从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再扩展到东北亚和欧亚大陆的巨大经济区域。2017年11月访问印尼时，文在寅首次对外阐述了 “新南方政策”，强调其核心是人际（People）共同体、和平（Peace）共同体与繁荣（Prosperity）共同体，以此来大力发展韩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40]文在寅政府在2018年还增加了中等强国外交预算, 并专门成立了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新南方特别政策委员会，来具体规划实行。2019年12月23日，文在寅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也表示，韩方希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的对接，加快推进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然而，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韩国如何处理“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印太战略”的关系，这也是能否实现经济效果最大化的关键。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主要特征上文梳理了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历程，从中可见韩国政府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塑造国际领导力的持续努力。事实上，国际领导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具体到韩国，则主要是通过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来塑造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塑造其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当然，韩国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汉江奇迹”后韩国经济特别是财阀企业的发展使得韩国早就跃入了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而且GDP一度跻身世界前十强，近年保持在第11—15位之间。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Ikenberry, John G）在《The Rise of Korean Leadership》一书中指出，韩国的领导力主要还是源于充分开展了中等强国外交，是整合利用政治、经济等因素营造了一个发挥自身领导力的环境。[41]从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演变来看，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积极扮演“协调者”“均衡者”角色，发挥外交领导力。作为中等强国，从地理来看，韩国处于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的交接点，是大国博弈争夺的重要力量；从外交安全来看，韩国面临着朝鲜的军事挑战，一直将韩美同盟视作外交政策的基轴，重视美日韩安全合作；从经济来看，韩国对中国和日本具有高度的市场依赖性。作为中等强国，韩国认识到其无法取代中日等国的地位，而东北亚尚未建立稳定的安全机制，区域内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以及朝美存在爆发冲突的风险，故只能是将自身劣势转化为优势，利用大国关系彼此制衡，扮演东北亚“协调者”角色，从而保证自身安全和地位，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具体来看，即韩国在不脱离韩美同盟外交安全基轴的前提下，降低韩美同盟所存在的“抛弃”与“牵连”的风险，增强自身外交安全的自主性，发展改善同中、俄、日、朝等区域内的关系，协调朝美矛盾，均衡中美关系，致力于在区域内发挥“协调者”“均衡者”的外交领导力。金大中时期的“阳光政策”、卢武铉时期的“和平繁荣政策”“东北亚均衡政策”，都实现了南北领导人历史性会晤。特别是文在寅政府的“韩半岛驾驶员论”，强调韩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不仅如此，韩国还利用平昌奥运会开展“和平外交”，积极在朝美间斡旋，填补朝美信任赤字。文在寅成功促成金正恩访韩，促成朝美领导人三次会晤，一度使得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局势得到缓和。为了平衡对美国的过度依赖，韩国还积极开展对华外交。特别是在朴槿惠政府前期，韩国加入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投行（AIIB），朴槿惠作为唯一的美国盟友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大阅兵，可以看出韩国试图在中美之间发挥均衡者作用的努力。而就实际成效来看，韩国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但韩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并不能完全协调区域内的朝美关系、中美关系等。相反如果大国竞争激烈，韩国不得不面临“选边站”困境，而韩国一旦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时，往往会选择强化韩美同盟关系，因此受制于大国外交。第二，注重自身发展，同时搭建“网络”“桥梁”，发挥经济领导力。经济外交是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塑造韩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力。战争结束后的韩国曾是依靠外部援助的世界贫困国家之一，并且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集，缺乏发展经济所需的自然资源。而目前作为人口只有5000万左右的国家，韩国GDP总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2005年闯入世界前十强，是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重要成员之一，2018年韩国GDP排名世界第12位，并且人均收入突破3万美元。其经济领导力主要体现如下：（1）韩国三星、现代、LG、乐天集团等大企业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大企业为依托，韩国在全球经济链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特定行业和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目前韩国的主要产业领域覆盖了手机、汽车、电子、半导体、石化、船舶等各领域，对全球经济和相关产业领域都有着巨大影响力。此外根据2019年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500家公司的排行榜，韩国16家企业入围。[42]这些大企业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与投资国的政界、商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是韩国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载体。（2）韩国是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和引领者。韩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公证的自由贸易，因此韩国以构建和参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中心，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构建FTA全球网络发展。以2004年韩国-智利FTA生效为起点，韩国与56个国家（以2020年1月为基准）签署的16项FTA相继生效，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各国和东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根据韩联社统计，韩国“FTA经济领土”规模上升至全球第二，赶超墨西哥，仅次于第一名的智利。可见韩国在倡导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领域的经济领导力。（3）韩国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韩国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成功实现了民主化和工业化，由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因此韩国对贫困国家的处境更能感同身受，积极向发展中国家传授发展经济的经验，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支持等，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搭建桥梁。特别是李明博执政期间，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行动成为以“贡献外交”为旗号的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推动“韩流”全球发展，发挥文化领导力。评价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时，除了经济规模、军事能力、科技水平等硬实力指标外，软实力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软实力即对他国人民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力，并实现自己所想要的结果的能力。与强国相比，在硬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塑造强大的软实力确实能够改善自身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韩国塑造国际领导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并且在国家战略角度，制定积极推动软实力的提升的具体方针政策，并取得了众多成果。韩国很早就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确立了文化产业作为韩国发展支柱产业的地位，其国际影响力日渐显现。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偶像组合为代表的“韩流”在21世纪初期继续风靡世界。继2012年鸟叔的《江南Style》唱响全球后，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硬核大奖，并且还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片，令世人刮目相看。根据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公布的2018年《地球村韩流现况》显示，在以全世界113个国家为调查对象，其中共有94个国家组成了1843个韩流爱好者协会，会员总数达到8919万名，其中亚太地区457个，约7058万名，美洲地区712个，约1180万名。[43]“韩流”文化的发展在给韩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塑造了韩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使得“动感韩国”“文化韩国”“具有成熟市民意识”的韩国形象逐渐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的软实力。[44]根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海外文化宣传院2020年2月公布的《2019年度大韩民国国家形象调查结果》显示，76.7%的外国人对韩国国家形象持有肯定态度。其中，对韩国正面形象产生影响的首要因素是韩国大众音乐(K-POP)、电影、文学等大众文化（38.2%），其次是经济水平(14.6%),文化遗产(14.0%),韩国产品及品牌(11.6%)。[45]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因为“韩流”，韩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显著改善，从一个饱受战争打击的贫穷国家一举转变为颇具时尚且先进的国家。“韩流”的全球影响力已转变为韩国的文化软实力，成为韩国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极大提升了韩国在国际舞台的感召力和影响力。[46]第四，多方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领导力日趋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是韩国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充分意识到自身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导致的传统安全领域领导力有限，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核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网络空间、环境污染、海盗猖獗、公共卫生等问题上，全球面临严峻挑战，而这些问题并非依靠某几个大国就能完全解决，如果没有新兴中等强国的参与，则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韩国政府抓住这一机遇，在一些敏感性较弱的非政治性领域以及全球议题方面积极践行中等强国外交，推动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通过参与危机管控、维和等行动树立自身负责的中等强国形象，着重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海盗、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提出韩国倡议。[47]朴槿惠在任时曾指出，韩国将带头解决气候变化、贫困、维和、反恐、人权等全球性问题，努力引导并激活中等强国为世界做出贡献。韩国先后举办了釜山开发援助会议（2011）、核安全峰会（2012）、网络空间会议（2013）、国际电信联盟(ITU)全权代表大会（2014）、国际维和行动（PKO）国际会议（2018）等非传统领域的高级别会议。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平台，韩国积极提出韩国方案，为全球非传统领域合作的定期化、机制化做出了贡献。在绿色环境发展方面，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CF）秘书处、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秘书处两大环保领域的国际机构落户首尔，这也充分体现了韩国参与国际环境安全合作的决心和意志。此外，据韩国外交部数据，韩国在联合国国际维和部队财政中排名第12位(占比2.039%)。自1993年韩国首次向索马里派遣维和部队以来，至今为止共向安哥拉、西部撒哈拉、东帝汶、海地等地区派遣了7次部队。通过这些努力，韩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显著提高，也逐渐打消了国际社会对韩国只关注朝鲜半岛问题、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外交印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积极履行国际责任的积极评价。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未来走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韩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不甘成为大国的依附，积极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在东北亚区域内，韩国利用独特地理位置，扮演大国之间的“协调者”“均衡者”角色；在国际多边领域，韩国通过参与多边机制，深化在维和、援助、环保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积极提出韩国倡议；在文化领域，韩国独特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韩国电影《寄生虫》成为最大赢家，并且创造历史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片，诸如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世界对韩国文化及国家形象的认可。经过历届政府的努力，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目前韩国已经成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为了更好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等强国的领导力，韩国在践行“作为中等强国的外交（as middle powers）”的同时，也转向“与中等强国联合的外交（with middle powers）”。2013年，由韩国牵头，联合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五国建立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并作为一支相对独立、日益整合的国际力量，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日渐凸显。然而，韩国中等强国地位未来能否继续巩固，其国际领导力能否持续下去，还要取决于多重因素。第一，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好韩国政权更替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韩国政党除了传统的保守和进步两大党外，近年随着新兴力量的登场以及政治势力的分裂，各种政党纷纷出现，而且政党名称频繁更迭，时常令人眼花缭乱。政治势力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韩国总统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而外交政策受政治影响很大。一旦保守阵营上任，就会否定或推翻进步阵营的政策。政权更迭、政党斗争等导致了韩国对外政策和地缘战略缺乏一贯性和连续性。金大中时期的“阳光政策”、卢武铉时期的“和平繁荣政策”，随着保守派总统李明博上台而转变为对朝强硬、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最终导致前任政策没有延续继承。朴槿惠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构想”也因在任期内被弹劾而搁浅。政党斗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也在显现。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爆发，4月韩国将举行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保守党与执政党就如何应对疫情意见不一，相互“攻击”，将涉及民生的重大议题政治化，给防治疫情带来众多困扰。国内政治斗争的外溢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韩国中等强国影响力的发挥。因此，如何将政权更替、政党斗争对社会影响降到最小化，如何使韩国外交政策更具有延续性，这是韩国在践行中等强国外交道路上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第二，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好对美和对中的关系。当大国势力接近均衡时，居中力量的制衡至关重要。[48]面对中美在东北亚的博弈，韩国的力量不容忽视。如前所述，从地缘政治、外交安全以及历史发展来看，韩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中等强国。作为美国同盟国，长期以来，韩国偏向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做出外交安保决策。而从经济发展来看，韩国对中国具有高度依赖性，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进口、出口市场国。即使是受到萨德事件影响，2017年和2018年的中韩贸易均实现了稳步增长，2017年同比增长10.9%，2018年增加11.8%。[49]在当前中美各领域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韩国的处境变得尤为艰难。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战略层面上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这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之中皆有体现。中美围绕安全、秩序、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在寅政府在中美之间面临南海问题、印太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限制华为、是否同意美国在韩部署中程导弹等诸多问题的选择，而韩国也难以像过去那样“左右逢源”，可见在今后一段时间中美竞争的加剧会极大限制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挥。第三，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如何应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变化。近些年来，全球国际体系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频频上演毁约或退群，并在全球肆意挥舞制裁或加税大棒，成为全球化发展最大的变量。美国一味奉行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做法，使得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50]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增速放缓的态势。世贸组织（WTO）最初预计2019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将由2018年的3.9%下降至3.7%。[51]后来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世贸组织多次下调这一增速，后来从2.6%又降至1.2%，连续两年持续下滑。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是多边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如果自由贸易秩序遭到破坏，会严重动摇其中等强国地位的变化。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韩国对华出口为1362亿美元,占总出口量的26%，同比减少16%。[52]不仅如此，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韩国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中国、美国盟国以及欧洲多国的政治外交关系，能否在其中实现斡旋，也是考验韩国政治智慧的时刻。此外，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是韩国发挥中等强国领导力的重要空间。面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变化，韩国是一味追随美国，还是积极发挥自身中等强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积极维护公平、正义的自由贸易秩序，这将决定韩国中等强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of South Korea as a middle power Xing Liju, An BoAbstract:Since the 1990s, South Korea has gradually recognized its status as a middle power. Later presidents of South Korea have all proposed and pushed for “middle power” diplomacy in an effort to shape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Kim Dae-jung and Roh Moo-hyun have proposed the “Sunshine Policy” and “Balanced Diplomacy in Northeast Asia”,trying to get rid of South Korea's subordinate role depending on big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and advocated to play the role of “coordinator” of regional affairs as a middle power. Lee Myung-bak proposed the “Global Korea” blueprint,and Park Geun-hye emphasized that “South Korea should become a responsible medium-sized power in contributing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is shows that South Korea's leadership is gradually moving from the region to the world.After a series of efforts, the leadership of South Korea as a middle power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limited South Korea's role in Northeast Asia, and many policies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With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variou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future, the leadership of South Korea as a middle power will face limitat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depends on multiple factors.Keywords:South Korea,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注释与参考文献 *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波，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博士研究生、成均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①]鲍盛刚：《世界走进中等强国时代》，《环球时报》，2008年1月25日。 [②]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③]Carsten Holbraad, “The Role of Middle Power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6, No.1, 1976, pp.77-90. [④]See “Middle Powers Initiative,” http://www.middlepow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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