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中国作家》影视版2018年第1期
苏曼华,祖籍辽宁,生于新疆,长于四川,后随母亲回到辽宁,现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作品:电影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被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电影获第十一届华表奖、第十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剧本《苗娃》获洛杉矶2015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儿童影片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获第7届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故事片奖、首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2016好莱坞国际电影节金影奖杰出制作人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儿童故事影片《天使的声音》,入选国家电影局“迎接党的十九大·共圆小康中国梦”主题放映活动推荐片目。创作有报告文学选集《今是而昨非》、儿童文学选集《五彩羊》、传记文学《他从山谷走向世界——苏步青传》、散文选集《非烟集》等。长篇小说《霍利&辣妹》获200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2014年,被深圳市民海选为“深圳市首届最美长者”。
独白
深圳特区报曾发表我的散文《爱上深圳》,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深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只要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这段话是每当我在生活中发现了闪光素材时的写照。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而深圳在诸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生活多姿多彩,观念振聋发聩,市民来自五湖四海……深圳是一座蕴藏着宝贵素材的富矿,就看我们挖掘的功夫如何了。
1998年7月,我从辽宁省锦州市文联调入深圳文联,时年54岁。感谢深圳的政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55岁以下可以调入。 我1993年10月起享受这项津贴,没想到关键时起了作用。
我与深圳的缘分,并非自1998年始。很多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如今麒麟山庄的位置有一片别墅式的房产,那是中国作协深圳创作之家。创作之家有十几套房子,每年邀请几批作家去创作、度假。1996年元旦刚过,辽宁作协把那年第一批获邀的惟一名额给了我。由此,1月18日到2月8日,我在深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从冰天雪地的北国降落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没有冬天的城市。我们那批作家共12人,有陕西的陈忠实、江苏的艾煊、安徽的陈所巨、西藏的益西单增、贵州的苑坪玉、兰州军区的李镜等等。深圳文联主席来看望大家,尽地主之谊,与我交换名片时,看着我的名片说:“搞儿童文学的吧?” 这成了两年后我调入深圳的契机。
当时深圳的专业作家没人写儿童文学。我年过半百进入深圳,环顾六方皆是陌生。不过,我从来不惧怕面对新的挑战,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小学生,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了解情况就迈开双腿去了解,何惧之有!
于是,到蛇口小学去;到实验学校去;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去……当我敏感地发现了一个好题材,就告诫自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紧追不舍,深入开掘,淘尽泥沙始见金。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送你一根魔杖》时就是这样。导演后来将电影更名为《我们手拉手》,这也很贴切,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深圳实验学校和井冈山下七乡中学的孩子们在“手拉手”活动中城乡孩子的互动,讲述他们共同成长、结下纯真友谊的感人故事。
△ 电影《我们手拉手》剧照
我第一次去下七乡是2001年6月,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萍,再从茨萍搭上一辆个体营运的破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道路不是左右的S形,就是上下的S形,非常陡的下坡,司机却毫不减速,破面包车稀里哗啦响着一路呼啸,行到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大雨中我一个人在“下七”下了车。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我猜那就是下七中学。山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连校长接到深圳实验学校的电话,已等候多时了。这位有些粗心的男士没有想到找一条干毛巾让我擦擦头上脸上的水,更不会想到找个地方让我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他见到我立马就急切地“汇报”,我只得赶忙记录,一任涓涓细流从头向下流淌,在脚边积成两个水洼。山区中学的学生大多离家很远,70%以上住校。我要探访学生的家庭,山里没有任何公交工具,连校长只得让骑摩托上班的老师用摩托载我进山家访……那年10月,我跟随深圳实验学校的师生再上井冈山。后来还曾多次往返,为了这部电影,前后六上井冈。
天道总算酬勤,这部电影2004年5月公映, 2005年获第11届华表奖和首届希望工程宣传奖。后者似乎含金量不高,但它是15年来首次评奖,积累了三十多部电影参评,《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25个孩子1个爹》等著名影片都在其中。最后《我们手拉手》和《凤凰琴》胜出。2007年又获第10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2004年春,我到深圳渔民村采访。渔民村紧靠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是几十年前深圳人逃港最方便的地方,也是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同志视察过的地方。二十几年来渔民村的变迁就是深圳巨大变化的缩影。那里的渔民早已变成了市民,鱼塘早已被填平,变成了道路和厂房。那里旧的屋村已全部拆除,全部是高层建筑的渔民新村已竣工,等待着业主们回迁。如此典型的素材我怎能放过?于是我一次次地往渔民村跑,往租用渔民村厂房的企业跑,采访当年同邓伯伯(他们这样称呼小平)握过手的老村长邓志标;采访70年代逃港、80年代回归的港商;采访打工妹和打工仔……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深圳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防火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天的汗水没有白流,它凝结成电影文学剧本《河的那边是香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女孩子和深圳一起长大。
2007年初,我对住在深圳、每天跑过罗湖桥到香港上学的港人子弟密切关注,因为深港亲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年初的清晨6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赶到罗湖边防检查站出境大厅,那里有深港走读儿童(即“跨境学童”)专用通道。我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桥,到元朗邓兆棠中学(简称邓中)体验生活。
△ 电影《跑过罗湖桥》海报
通过朋友介绍,我住到了邓中的英语老师周娜家里。上午上六节课,两节连排,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但是课堂上轻松活泼。学生可以坐着说话,可以搞笑,正好消解了课业的沉重;中午我跟师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下午有时上家政课。学生学习做蛋糕、蛋挞、烧麦等面点,学习缝纫和培育花卉,总之是能够帮助父母做家务的技能。邓中的校训是“勤 孝 友 诚”,我觉得在人性化教育、人文色彩方面,香港学校值得我们学习。跟师生们熟悉之后,我听到了许多跨境学童的故事。
一条罗湖桥,分隔着又联结着两种制度。我细细揣摩、深度思考两地的文化差异,努力挖掘发生在罗湖桥上和罗湖桥两端的故事,写出了电影剧本《跑过罗湖桥》。这部作品命运坎坷,直到2013年才拍成电影。剧本被评选为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我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也是来自生活的馈赠——
2013年8月,我到新疆喀什。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深喀家庭1+1”活动中的一些故事吸引了我。这项活动是深圳市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建立联系,两家的孩子结成“对子”,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民族团结题材,于是决定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采访。
△ 电影《鹰笛·雪莲》剧照
塔县位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从喀什出发步步爬高,280公里汽车开了6个小时。我重点采访了塔吉克族女孩古丽娜热和她的全家。跟我同龄的达力·买提胡夏力讲述了他童年遇到一位解放军,受到那位解放军的关爱,因而他一辈子都感恩在心的亲身经历,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用到了电影剧本《鹰笛·雪莲》中。
回到深圳后,剧本还没写完,就有老板听说了这个题材便决定投资。2014年5月,我作为制片人,带领主创人员到塔县做开机前的准备。7月电影开机,70岁的我第三次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鹰笛·雪莲》的拍摄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有的场景还在5000米以上。高原缺氧,而帕米尔的植被又远远不如云贵和青藏,所以缺氧更加严重。我肩负着管理、带领整个摄制组的重任,要保证全组106人的生命安全。我们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救护车,还从县医院聘请了跟组医生。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我的高原反应是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每夜都是半坐半卧,后来影响到心脏,两只脚肿得只能穿拖鞋。就这样穿着拖鞋奋战到底。
回首往事,从事电影创作已经16年。深圳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敢漂洋过海闯世界的广东精神;近三十多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前行轨迹,让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一部作品还未杀青,下一部的构思已在脑海里翻腾。创作的激情长在,我的童心不会老。我没什么天赋,只是有一颗敏感的心。我没什么才气,只是不怕辛苦,相信“勤能补拙”。像巨人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作家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才会有创作的源泉、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力量。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太多的营养,这是深圳作家的福分。
追光灯
苏曼华老师的创作有非常独特的叙述空间。她对儿童天性的把握做得特别好。她的作品里经常有一个空间、一个形象。一个空间就是深圳空间;一个形象就是深圳孩子。而这个空间和孩子又总是与另外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空间的孩子发生交集和碰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她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皇甫宜川
(《当代电影》社长、主编,
兼《中国电影报》社长)
苏老师一直在用文学的精神做电影。例如《鹰笛·雪莲》,从深喀两地孩子结对子,勾起了一个跨越四代人的塔吉克族和汉族两个家庭的故事。这是一部有命运感的、大容量的电影。她采取抒情化的、大散文化的叙事,把现代和历史编织在一起,并且还有机地加入向《冰山上的来客》致敬的内容,把歌曲也融进去了,做得非常巧妙。她的功力非常到位。
——高小立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苏曼华老师最令我敬佩的是她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紧接地气,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的创作姿态。纵观苏老师的创作轨迹可以发现,她不管写小说还是影视作品,始终都不随大流,而是紧紧抓住少年儿童的敏感点,写他们最关心、最困惑、最无助、最急于解决的问题。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反映少年群体的现实生活,是她作品的一个特点。
——李国伟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苏曼华老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了几十年。特别是创作电影这十几年,为了《我们手拉手》六次上井冈山;为了《鹰笛·雪莲》三上帕米尔高原。而且是六七十岁的年龄。这让我看到了她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感、使命感。每次见到苏老师,她总是笑容满面,步履非常轻快,风风火火,进进出出,跑前跑后。无数的年轻人,“70后”“80后”可能都跟不上她的步伐。这是她创作状态、精神风貌的体现。很多年轻人未老先衰,不相信未来,甚至放弃未来。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我从苏老师身上看到的是,人生七十才开始!
——罗烈杰
(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作为一位拥有长达半个世纪丰富创作经历的资深作家、编剧,苏曼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写作。在儿童文学、影视创作中,既注意照顾孩子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其作品呈现单纯、有趣、活泼的特点;又有意识地糅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精心编织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大爱故事,为孩子们奉献了大量“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可敬可佩,功莫大焉。
——周思明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读苏老师的作品是一种特别愉悦的享受。流畅完美的文字,阳光正义的精神品格,处处表达着人道主义的关怀。她提出“让孩子们见识复杂多样的世界”,既要充分展示真善美的光辉,让大家看到阳光和希望,纯净和美好;也要帮助孩子识别假恶丑,增长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
——王素霞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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